书籍出版于2006年。题目引爆点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成语，厚积薄发，量变引起质变之类的说法。
书中三个重要理论是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要创造一种流行潮，要从这三方面入手。第一个法则现在已演变成不同的形式，如KOL、KOC。附着力法则是指传播的信息要具有深刻性，能让人记住。环境威力法则部分的描写感觉比较欠缺说服力，比如纽约地铁犯罪频发的原因，书中归因于地铁站及车厢充满涂鸦，营造了一种无政府无监管的环境，容易使罪犯在这种环境下犯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刷掉所有涂鸦，创造整洁有序的乘坐环境。再比如地铁站逃票行为猖獗，只要有一个人开始逃票而没受到惩罚，其他原本没有逃票想法的人也开始逃票，解决方法就是派交警在入口处管理，有逃票的一律抓走，这有什么好写的，毫无智慧可言。
所有人生来都有一种冲动和好奇心，想要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纷繁的世界究竟如何运行，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我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究竟怎样？普通人的回答，很少能超出几个大脑早已做出的界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调控”、哈耶克的“自发生成秩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而变革者则提出解释理解世界的新方法：凯恩斯在对斯密进行修补；弗洛伊德另辟蹊径；毕加索挑战马蒂斯，爱因斯坦修订牛顿为大自然的立法；德鲁克对组织的研究，和他提出的“知识工人”与受雇阶层。
一位有新意的变革者，重要的是提出理解世界的新方法，甚至能够因此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值得尊敬的知识人是提供理解世界钥匙的人。格拉德威尔的流行理论，就是一把新钥匙，一把理解世界的新钥匙。 这把钥匙颇有万能的意味在其中。在当下，对格拉德威尔的理论做出最热烈反应的是企业界和商界。因为在企业界和商界，格拉德威尔的理论对商业决策很有帮助，这种帮助有时甚至非常直接。
麻疹在一个小学班级中的传播或者冬季流感的流行也具备着这三个特征：第一，传染性,第二，微小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效果；第三，变化是突发而非渐进。三个特征中最后一个最为重要，即流行潮是突然全面爆发的。正由于有了第三个特征，我们才能够意识到前两个特征的存在，但也正是通过第三个特征我们才能够深入洞察当代社会中变化的发生方式。流行潮突然全面爆发并让一切产生巨变的这一极具戏剧性的时刻，我们把它命名为引爆点。
无论是暇步士的时尚潮，还是病毒的流行湖，都是流行三法則——个别人物法則、附着力因素法則和环境威力法則作用的结果。
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它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个变化条件我称之为：个别人物(LawoftheFew)法则、附着力因素（StickinessFactor)和环境威力（PowerofContext)法则。
他是一位加拿大籍法国人，叫盖藤?杜加斯，是一名客机服务员。他声称在整个北美洲他有2500个性伙伴，并至少同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最早发现的40起艾滋病个案有关。正是这一类人使流行病一触即发。 社会流行浪潮的发展过程与此相似。它们也是由屈指可数的人驱动起来的。在驱动社会流行浪潮方面，让这些人与众不同的不是他们的性欲，而是他们是否揸长社交、是否精力旺盛、是否博学以及在同类中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等因素。在暇步士案例中，最让人困惑不解的就是，那些鞋是如何从几个引领时尚的曼哈顿嬉皮士穿在脚上发展到全国各家购物商场皆有销售。 东村与整个美国中产阶级之间有什么关系？ 个别人物法则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些特别人物中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向，通过自己的社交、自己的活力、热情和个人魅力把“暇步士”传染给大家，
信息有了附着力就意味着它会对人产生影响，你就不能把它从你的脑海中赶出去，也不能把它从记忆中清除出去。
附着力是产品能够广为流行的关键所在。除非你听进去了我说的话，否则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做法，买我的产品或者看我制作的电影呢？
附着力法则告诉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能够使一条具有传染性的信息被人记住。只要在信息的措辞和表达上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能在影响力上收到显著不同的效果。
换句话说，当人们处在人群中时，会分摊责任。他们会设想，其他人会去报警的，或者，既然其他人都不采取行动，这个明显存在的问题——隔壁传来的疾病发作声，门下冒出的黑烟——就被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要使人去关注身边的不幸者，有时取决于人们身边细微的环境因素。环境威力法则认为，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强烈。
在很大程度上，发起任何一种社会流行的成功要取决于信息传播者所特有的社交天陚。传播相同的信息，里维尔能引爆流行而戴维斯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不是同类人。这就解释了我在前一章里简要概括的个别人物法则。当时我只是举了性滥交和性侵犯一类人物的例子，这些人对于性传染病的流行至关重要。本章将要介绍几个对社会流行潮至关重要的人物，探讨一下保罗?里维尔与威廉?戴维斯这两类人的不同之处。这两种人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我们常常不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把这些人称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
多数人的朋友圈子并不大，而且涉及的领域也不广。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一组心理学家要求住在曼哈顿北区达科曼住宅小区的居民说出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朋友的姓名；结果发现所谈到的朋友中，88%都与被调査者住在同一幢楼，有一半甚至与被调查者住在同一层。总的来说，人们所选的朋友往往与自己属于相同年龄层和相同民族。但是，如果这个朋友就住在隔壁，年龄和民族就变得不重要了。可见，朋友之间的近距离比他们拥有的共性更为重要。
另一项对犹他州大学的一些学生所做的研究发现，如果问某人为何会对另外一个人友好，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和这位朋友对事物的看法相似。但是，如果真的测试这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其实就是他们参加过共同的活动。我们常常会与那些同自己共事的人或与自己做事方式相似的人成为朋友。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在挑选朋友本身。我们往往和那些与自己生活工作在同一个小空间的人发生联系。
六步分离法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都仅仅有六步之隔。它的实际意义是，某些个别人与其他所有的人相隔仅几步之遥，我们就是通过那几个个别人物与世界联系起来的。
这些把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人、为奥马哈和沙伦搭起桥梁的人、把我们引入社交圈子的人，这些我们生活中非常依赖的人就是联系员，他们具有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天陚
霍肖积攒朋友的方式与别人积攒邮票的方式相同。他能记得60年前与他一起玩耍的那群孩子、成长过程中最要好朋友的地址、大学时的女朋友在海外旅游邂逅并迷恋了一段时间的那位男士的姓名。这些细节对于霍肖来说都极为重要。在他的电脑上记录了1600个人名和地址，在每个人名旁边都详细记录了当时他遇见此人的情况。我们俩在交谈时，他取出一个微型日记本，说：“如果我遇见你，也喜欢你这个人，而且你无意中提及自己的生日，我就会写下来，你就会收到一张寄自罗杰?霍肖的生日贺卡。瞧瞧这里，星期一是金吉尔?布鲁姆的生日，也是威滕伯格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艾伦?施瓦茨的生日在星期五，我们的园丁的生日是在星期六。” 我想大多数人对这种结交朋友的方式会感到不舒服。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但对熟人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不会给自己不太在意的人寄生日贺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背负起陪他们吃饭、陪他们看电影或在他们生病时前去看望的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结识他人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自己是否想让他成为自己的朋友；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每个人都保持亲密关系。霍肖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被他记入日记簿和输入电脑中的人都仅跟他认识，这些人可能与他每年只见一面，或几年才见一面，但他却没有回避自己对这种关系的义务。他把握住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微弱关系”，即一种随意的社交关系。此外，他对这种微弱关系感觉很好。与霍肖结束会面之后，我还是有点困惑不解。我想更加深入了解此人，但又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此机会。我想他不会与我有同样的困惑，因为他是那种在简单交往中就能感觉到价值和快乐的人。
他扮演过墨索里尼、拿破仑、彼拉多和艾尔?卡彭。他出演过38部戏剧、12部喜剧犯罪片、11部惊险片、8部动作片、7部西部片、6部战争片、4部纪录片、3部恐怖片、2部科幻片和1部音乐喜剧，此外，他还出演过其他电影。罗德?斯泰格尔是历史上连通度最髙的演员，因为他扮演了演艺业涉及的各种不同角色，涉及各个领域、各种亚文化社会、各种职务和各种社会地位。 联系员就应如此，他们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罗德?斯泰格尔。他们应该是大家用不了几步就能找到的人，因为不论原因如何，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亚文化社会以及不同职位的人群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斯泰格尔的情况来看，他的髙连通度正与他多才多艺的演员生涯有关，可能他的运气同时也比较好。而对于联系员来说，他们之所以能跨入许多不同的领域是其天性在发挥作用，这种天性集好奇心、自信心、好交际和活力于一身。
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的观点，即由于某种奇特的天性，洛伊丝和其他像她这样的人能把他们自己遇见过的人联系在一起。当韦斯伯格望着外面的世界，或者当罗杰?霍肖登上飞机坐在你身旁时，他们眼里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他们能发现许多可能性，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在忙于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排除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或住在机场附近的人，或者我们65年都未曾谋面的人，而洛伊丝和罗杰却喜欢所有这些人。
“内行”一词来源于意第绪语，意为积累知识的人。近几年，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内行，原因显而易见，如果市场运作依赖信息，那么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就必定是最重要的人物。
内行就像一名教师，但是，他在更大程度上又像一个学生。内行是真正的信息经纪人，他们与人们共享信息和交流信息。但要想发起一场社会流行潮，就得说服一些人去做一些事。
我来这上班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来帮助大家的，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其实我可以不必来上班，因为我经济上已足够优裕。可是我为何还要来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我爱大家。这是一种人际关系。
艾伯塔大学的加里?韦尔斯和密苏里大学的理查德?佩蒂在耳机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如果电视广告的画面能使观众的头部反复垂直运动（比如，像上下弹动的球一样），这则广告就会非常见效。”观察事物时伴以简单的身体运动能对我们的感受和思维产生巨大影响。
这两项研究的第三个启示，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说服工作往往是通过大家不喜欢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这里不是要告诉大家微笑和点头都是下意识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直截了当，就摆在桌面上，只是因为它们太微妙。如果问一下那些点头的同学，他们为什么愿意大幅度提高学费——是他们自己要付的学费——不会有谁回答这是因为听社论时他在不断点头。他们很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社论特别有见解，特别髙明，他们会把自己的态度归因于一些显而易见、合乎逻辑的理由。同样，观看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的观众中，那些投票支持里根的人绝不会告诉大家，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彼得?詹宁斯每次在提到里根总统时都会微笑。他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喜欢里根推行的政策，或者他们认为里根干得很出色。他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的决定竟会受到新闻播音员一个微笑或一次点头这类随意的而且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动作的诱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搞清楚汤姆?高这类人如此富有说服力的原因所在，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注意力停留在他的口才上。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微妙、隐蔽以及没有付诸语言的东西。
附着力因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它表明，问题可能根本不在于对整个信息的理解，可能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小金盒。果然，当莱文瑟重复这个实验时，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就使接种率提高到了28%。他只是附了一张校园图，在校医院大楼处画了一个圈，并列出了接种的具体时间安排。 这项研究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有28%的同学去接受注射，而且高恐惧组和低恐惧组里去打预防针的人数相同。 高恐惧册子的说服力尽管很大，却显然与目的不相干。学生们不看骇人听闻的照片心里也明白破伤风的危害，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第二，有趣之处在于所需要的是在介绍过程中做一些微妙但却关系重大的变动。当然，作为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早已知道卫生中心的位置，而且毫无疑问，他们都去过好几次。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学生们是否有谁真的使用过这种地图。换句话说，发起预防破伤风流行潮所需要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新信息或额外信息，学生们需要知道如何把破伤风一事合理安排到自己的生活里；增加一张地图和注射时间安排后就把小册子从一堂抽象的健康危害课——这堂课与他们以前听到过的无数其他类似的理论课没有区别——变成了一个针对个人健康的实际建议。一旦建议变得实际而且符合个人需要，它就会令人难忘。
如果认为《芝麻街》是一个闪烁着智慧的节目的话，那就错了。实际上，该节目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与那种慎重而吃力地制造成品的做法相反。《芝麻街》的创意只是围绕一个突破性的领悟：如果你能控制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就能教育好他们。
整治地铁乱涂乱画的现象平息了紐约地铁里的犯罪潮，这是因为犯罪人群对环境透露的些微暗示极度敏感。我们的社会总存在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信息点，但这些点是群体效应的引爆点
我们谈论“暴力的流行”或犯罪潮，但我们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犯罪也遵循类似暇步士鞋或者保罗?里维尔骑马夜行这类事情的规律。那些流行潮牵涉的事情比较直接和简单，而犯罪则不同，它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犯罪是一个用来描述极端复杂多样行为的词语。犯罪行为有着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罪犯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说一个人是罪犯，等于说他或她是邪恶的、凶暴的、危险的、不安定的或者综合上述特点。所有这些心理状况都不是可以随便由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的，换句话说，罪犯可不是那种风一吹就跟着受感染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在纽约市，犯罪就像是传染病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纽约市并没有经历人口迁移。没有人走上街头成功教育可能成为罪犯的青少年，心理不健全、有犯罪倾向的人依旧那么多，但不知什么原因，千百万人突然停止了犯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案在于流行潮的第三个法则：环境威力法则。个别人物法则关注的是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关键人物。《芝麻街》和《蓝狗线索》那一章讨论了附着力因素的问题，认为要想发起流行潮，传播的信息必须令人难以忘怀。在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那些信息传播者，也谈到了能成功传播出去的信息所应具备的特点。本章的主题环境威力法则与前两章同样重要。流行潮同其发生的条件、时间、地点等密切相关。在巴尔的摩，梅毒在夏天比冬天传染得厉害。暇步士品牌的流行是因为东村几个前卫青年穿着它，这种环境促使人们以一种新视角来看待这款皮鞋。
在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绝不是渐进的。很明显，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中最有意思的是“破窗”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威尔逊和克林认为，犯罪是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它修好，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他们写道，在一座城市，类似公共场所乱涂乱画、秩序混乱、强行乞讨这些较小的问题，都和“破窗”现象一样，容易引起更严重的犯罪：路賊和劫匪，不管是即兴作案的还是职业惯犯，他们相信，如果他们选择人们普遍惧怕犯罪分子的街道来作案，那他们就不容易被捉住，甚至不会被认出来。如果一个社区无法制止乞丐对过路人的骚扰，小偷就会推断，这里不太可能有警察来防止可能的劫犯，或者真的有罪犯行凶或抢劫时，也不会有警察来干预。 这就是犯罪流行潮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就像时装潮流一样，它可以由一扇碎玻璃窗蔓延到整个社会。不过，这种流行潮的引爆点不是某个人，不是像洛伊丝?韦斯伯格这样的联系员或像马克?阿尔珀特一样的内行，而是公共场所的涂鸦一样真实存在。促使人们进行某种行为的不是某类人而是其所处环境的某个特征。
在布朗克斯区内的1号线路的终点，列车转弯返回曼哈顿的地方，冈恩设了一个清洗站。凡是车上有脏乱涂画的都要开进去，在掉头前清洗干净，否则该车就停止运行。未经清洗的“脏”车不能同“干净”车混在一起，为的就是向那些破坏者们毫不含糊地表明决心。
虽然当时地铁系统各种严重犯罪空前猖镢，布拉顿还是决定从逃票抓起。为什么？因为逃票和乱涂乱画一样，是一个信号，一种秩序混乱的外在表现，它可以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犯罪。每天，大约有17万人乘地铁不买票。有些是孩子，跳过旋转栅门就完事。有些人愣从旋转栅门挤进去。而一旦有一两个逃票成功，那些可能从未想到要这样做的人就会想：如果他们可以逃票，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下去，逃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由于打击逃票现象并不容易，所以问题变得越加棘手了。一张地铁票只要1.25美元，交警常常认为不值得去追究，尤其是当地铁上、站台上随时都在发生更加严重的犯罪时。
破窗理论和环境威力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它揭示的原因恰好是相反的。这两种理论认为，罪犯根本不是出于本能行事，也不是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非常敏感，对各种暗示非常警觉，总是按照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在身边事物的触动下萌发犯罪念头。
我探讨了为什么马克?阿尔珀特那类人在口头信息传播中举足轻重。我提到两条似乎违反直觉的论据。论据之一：有研究表明，收看美国广播公司彼得?詹宁斯主持的节目的电视观众更可能给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因为，虽然也许是下意识的，他比另外两个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和丹?拉瑟更喜欢流露出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论据之二：另有研究表明，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无须多言，短暂的接触之后就可以使人们受到其情绪的感染。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充分表现了个别人物法则的内涵，因为这些研究表明，人的内心状态，即人的偏好和情绪，事实上都会潜移默化而且是强烈地受到个别人物的影响，尽管看似亳无意义。
朱迪?哈里斯颇具说服力地论证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同龄人的影响和社区中人们的影响胜过了家庭影响。例如，对少年犯罪和中学生辍学率的研究表明，那些虽然家庭环境不好但社区环境好的孩子，往往比虽然生长于良好家庭但社区环境糟糕的孩子更有出息。
超级中介商 我在本书的前面谈到过巴尔的縻市的毒品和性病问题，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成功应用这一策略的绝好例证。在巴尔的摩，因为许多社区里有大量的瘾君子，所以每周几次派出大篷货车到市中心贫民区的某些街角，车上备有上万支干净的注射器。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瘾君子们把用过的旧注射器交上来，以换取一个免费的干净注射器。原则上，针头以旧换新是防止艾滋病的好方法，因为很多情况下，艾滋病的传播是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引起的。但略微想一下就能看出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首先，那些瘾君子本来就不是讲究整洁和安全可靠的人，怎么能保证他们会主动地定期到大篷车处换取干净注射器呢？再者，大多数海洛因吸毒者一天之内就要用坏一个注射器，少说也要注射五六次，直到针头钝得无法再用。这样算起来，得准备多少注射器才够呢？一周才来一次的供应车怎么能应付得了24小时都在吸毒的瘾君子呢？如果是星期二来了，到星期六他用完了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弄清针头以旧换新工作开展得究竟如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跟车研究，他们与交回旧注射器的人交谈。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瘾君子们把自己用过的旧注射器拿来换新的，而通过静脉注射毒品的人买新的针头就像你我买牛奶一样：店开着的时候去选购一周的用量。可实际上是，有那么几个瘾君子每周背着鼓鼓囊囊装有三四百支旧针头的背包来换新针头，这明摆着不是他们自己能用得了的。这些人换回干净的注射器，在街上一元一支地卖出去。换句话说，供应货车成了注射器批发商了。那些人——超级中介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零售商，他们在街道和毒品注射场所游逛，拣拾用过的废针头，然后靠出售换来的干净针头过着寒酸的生活。刚开始，该计划的协调人还打算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真的希望纳税人资助针头以便瘾君子们继续吸毒吗？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意之中找到了解决该计划中原有局限性的办法。“现在的运作方法要好得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师汤姆?瓦伦特说，“有许多人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注射毒品，这样的时间不可能有干净注射器出售，在毒品注射场所里更是不可能。瘾君子们出门前不可能还理智地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干净的注射器。而这些超级中介商恰好在瘾君子们需要的时候出现了，他们提供及时的24小时服务，而且无须我们花一分钱。” 跟车的研究人员中有个叫汤姆·琼格的，他常常会拦住那些超级中介商并对他们进行采访。他的结论是，那伙人代表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些人头很熟的人，”琼格说，“他们对巴尔的摩的里里外外都非常熟悉，他们知道到哪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毒品和什么样的针头，街道就像他们的家一样熟。我得说他们都是相当有能量的人，他们交际广泛。应该说他们背后的动机是金钱或经济因素，但是他们身上又确实存在着乐于助人的品格。”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那些超级中介商是巴尔的摩市毒品世界的联系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做的就是利用那些超级中介商来掀起一个反毒品浪潮。如果让他们带动一些和他们一样精明、关系多又无私利他的人，上街分发避孕套或者宣讲瘾君子们迫切需要懂得的卫生知识又会怎样呢？那些吸毒者在能够拯救他们生命的机构之外孤独无助地生活着，而那些超级中介商恰好显示出他们在医务工作者和吸毒者之间的沟通能力，他们显然具备那种把卫生知识转变成吸毒者可以接受的语言的能力。
戈登还在匡威的时候，就注意到洛杉矶的白人女孩儿用墨西哥匪徒称做“打老婆装”（wifebeater,—种纯白的贴身背心）的那身打扮来装扮自己：吊带式平胸女背心，内衣的带子露在外面，短裤长长的，无跟圆筒短袜和淋浴凉鞋。“那时我就对她们说，这样的打扮将会很流行的，”戈登回忆说，“穿它的人太多了，我们得生产淋浴凉鞋。”于是，他们把匡威运动鞋的鞋底换成凉鞋底，结果一下子售出500000双。戈登有第六感，她知道到哪些街区、酒吧或俱乐部或者到伦敦、东京、柏林去发现最新的装扮和最新的时尚。有时，她来到纽约大街上，几个小时地坐在那里观看苏活区和东村人行道上的行人，看到什么不寻常的就拍下来。戈登就是一个内行——她了解我们称之为酷的那种难以捉摸又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在那些喜欢开创新潮的人当中有更多的实践主义者，他们更富激情。我就是要寻找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把自己和众人区别开来的人，一个与同龄人看上去不同的人。”
当戈登的通信员全部到位以后，戈登会一年两次、三次、四次地见他们，询问他们在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视节目、买什么样式的衣服或者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得到的回答并不总是一致的，需要解析，因为不同的地区流行着不同的想法。有时东部地区影响到西部，有时是西部影响东部。但从宏观比较来自奥斯汀的答复和来自西雅图的答复、西雅图的和洛杉矶的、洛杉矶的和纽约的，再观察上个月和这个月的变化，戈登就能够对全国的时尚和流行状况有个大概的把握。3个月、半年或一年之后，再比较她的革新者与普通孩子在言行方面的异同，她就基本可以掌握哪些酷的东西又将流行起来。
事实上，群岛上的所有自杀事件从本质上看都是西玛故事的不同翻版。自杀身亡者几乎都是接近20岁、未婚、住在家中的男性青少年。引发自杀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与家庭生活有关，即与家长或是女朋友起了纠纷。在这些自杀案例中，有四分之三的自杀者以前从未试过，甚至威胁过要自杀。自杀留言往往表达了一种自尊心和自我怜悯的受损，以及对遭受误解的抗议，而不是表达了一种抑郁的情绪。自杀举动按惯例会发生在周末的夜晚，在自杀者与几个朋友喝过一轮酒之后。大多数案例中，自杀者往往按相同的步骤行事，似乎有一套严格且不成文的礼仪来恰当地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自杀者一般能找到一个僻静的地点或一间空房子。把带去的绳子做成绳索，但并不是按西方传统的上吊方法那样把自己悬吊在半空中，而是将绳索系在低处的树枝上，窗户上，或是门把上，然后将身体向前倾，这样身体的重量就使绳索紧紧地勒住脖子，造成血液无法流向大脑，意识逐渐涣散。最后，死于因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大脑缺氧。 人类学家唐纳德?鲁宾斯坦在其著述中写道，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述的自杀模式已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之中。随着自杀人数的上升，自杀的念头逐渐传播，甚至在越来越年幼的男孩中散布开来，而且还改变了自杀这一行为本身的意味：使自杀从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了一件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事情。鲁宾斯坦在自己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文中，呈现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的自杀流行现象。他论述道：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某些社区里中，自杀观念广为传播：出现在当地原创的流行歌曲中，出现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电台的广播中，出现在T恤衫图案和高校围墙的涂鸦中。据一些曾尝试自杀的男孩们说，他们第一次看到或听到自杀是在他们8?10岁的时候，而他们尝试自杀的想法往往来自模仿或试验性的闹剧。
自杀不应被看得如此微不足道，但真正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是自杀变得如此平常。现在我们面临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流行潮，青年人的试验、模仿与反叛的精神导致了它的蔓延；现在我们也在进行着一场失去理性的运动，而不知什么原因它已成为青少年表达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不可思议的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青少年的自杀流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青少年吸烟泛滥的现象有相似之处。
家长劝阻青少年吸烟的告诫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正如任何一位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长都会说的那样，青春期孩子独有的乖戾个性会导致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出现：成年人越猛烈地抨击吸烟，越多地向孩子灌输吸烟的危害，青少年就越想尝试吸烟。
鲁宾斯坦在著述中提到过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有一个叫艾贝耶岛的地方，在该岛上有一个团体，人数大约有6000人左右，该团体里有一种奇怪的自杀模式。从1955年到1965年，整个岛上没发生过一起自杀案件。1966年5月，一名因偷窃自行车而被捕的18岁男孩在监狱中上吊自杀了，但这个案子看起来似乎影响不大。随后，1966年11月，岛上某个最富有家庭的后裔R自杀身亡。R是个极其有魅力的人，他同时与两个女人来往,并与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有了一个刚满月的婴儿。由于无法在二者间进行取舍，R在浪漫的绝望中上吊身亡。在R的葬礼上，他的两位爱人第一次发现对方的存在，晕倒在他的墓前。 R死后3天，又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一名正面对着婚姻纠纷的22岁男子自杀了。他的死使岛上的自杀事件在一周内变成了两起，而在这个社会团体中，最近的一起自杀事件发生在12年前。岛上的医生写道：“R死后，许多男孩梦见了他，并说他在召唤他们，让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随后的12年间，又发生了25起自杀事件，其中大部分是集中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一般在几周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三四起。 1975年，一名来访的人类学家这样写道：“一些自杀身亡者和一些企图自杀的人曾说，他们在幻觉中看到了一艘载着所有自杀身亡者的小船在绕着小岛航行。这些逝去者在邀请潜在的自杀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一次又一次，R演绎过的主题不断地上演。一名髙校学生在寄宿学校和在艾贝耶岛的家中各有一位女朋友。当他在寄宿学校的女友从学校回到家中时，这种两位女友共存的复杂情况在艾贝耶青年人亚文化中，立即成为轻生的背景。这名青年人在自杀留言中写道：“向M和C(他的两位女友）献上我最衷心的祝福。和你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很快乐。”这就是他全部想说的话，因为他这一举动的背景早已被R建立好了。在艾贝耶自杀流行潮中，R成了引爆点，他扮演了推销员的角色，以自己的行为“复写”了追随者的行为。R的人格力量及其自杀所营造的氛围使他的举动成了别人的榜样，而且这种影响在他死后数年丝毫未减。
吸烟对个人来说几乎都会必然与一样东西相联系，那就是成熟。甚至对那些讨厌吸烟或认为吸烟是肮脏而危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吸烟语言与自杀语言一样，听起来惊人的一致。下面是两则童年回忆：我妈妈吸烟，尽管我讨厌这一点，我讨厌烟味。但她有着纤长的手指和丰满略皱的嘴唇，唇上经常抹着口红，在她吸烟的时候，她看起来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漫不经心，以至于我觉得毫无疑问有一天我也会吸烟。我妈妈认为不吸烟的人没有胆量。“能使你发臭，也能使你思考。”她总是一边说，一边颇为这句难听的话而得意。
在过去十年中，禁烟运动谴责烟草公司宣扬吸烟很酷的行为，而且为说服青少年吸烟不酷又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财政费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吸烟本身并不酷，酷的是吸烟者。（不具说服力，牵强附会，有因果颠倒的嫌疑）
这是《引爆点》一书总结的第一条经验。要想发起流行潮,就必须做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到关键方面。个别人物法则认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应该充当口头信息传播潮的发起者,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发起口头信息传播潮感兴趣的话，你的有限资源应当集中用于这3类人身上，其他人都无关紧要。
仅仅通过控制一个小组的规模，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通过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微小调整，就有可能大幅度地降低其传播难度，仅仅找到和接触那些有着极强社交能力的人，就有可能掀起一股社会流行潮。引爆点最终再次证实了我们存在改变一切的能力和采取明智行动的力量。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它看上去似乎雷打不动、无法改变，但只要你找准位置，轻轻一触，它就可能倾斜。
广告代理商们决定在哪家杂志或电视台投放广告所经常依据的是成本核算：他们购买最便宜同时又能让尽可能多的观众看到广告的时段。但是有没有考虑到免疫性呢？广告商的逻辑结果是，电视上的商业广告前所未有的多。因此，很难相信人们还在像从前那样密切关注这些商业信息，并认认真真看电视上的商业广告、刊登了成百上千条广告的杂志、马路边几百步远就矗立着的广告牌。当人们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他们就对这些形式的交流产生了免疫力。作为代替，他们向生活中自己尊敬的人、仰慕的人和信任的人征询意见，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对于信息交流免疫症的治疗方法是，找到内行、联系员和推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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