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美国》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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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美国的医疗健康产业为例。美国的医疗健康相关行业占GDP的比重高达18%,远远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可是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在OECD国家中仅排末座。而且近年来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出现人均预期寿命倒退的国家(主要由于吸毒、枪支泛滥与自杀率上升)。在2017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6岁,与中国大陆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两岁左右,可是中国大陆的人均医疗健康支出仅仅为美国的1/12。这意味着美国的医疗体系内存在严重的费用超收、资源浪费与无效医疗,而且医疗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

人受教育的功能,不是说受的教育换得吃饭的工具,也不是说受了教育知道人跟人相处,和平相处。要有一种教育,养成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要扩展这种可能性。

现在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而世界上诱惑太多,今天我们的生活起居里,有多少科技产品,这些东西都不是家里自己做出来的,都是买的。今天你没有金钱,你不能过日子。必须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独立,既然不能独立,你就随着大家跑,大家用什么,你跟着用什么

在美国政权到达这里之前,移民已经在当地建立了殖民地得克萨斯(Texas),从墨西哥合众国割出来一块土地,自称为独立国。其实这个“国家”和美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谓的独立运动,实质上是美国开拓者窃据人家领土的一种方式。到今天,得州的州旗还是一颗星,号称“孤星之州”——十三州之外的一颗星。如今的得州人,在美国人之中依然是作风最大咧咧、桀骜不驯的一群。

华人遭遇的集体迫害,则是劳工界的“排华运动”。华人工资要求低,工作勤快,让白人劳工感到竞争压力。于是,劳工团体开始抵制华人,许多小冲突累积升级为大事件。

百余年来,华人在美国的遭遇,还是居于移民群中最无保障也最没有上升机会的境地。上述从加州被驱赶出境的华工,大多数进入墨西哥。墨西哥人本来就是印第安人、白人和黑人的混杂,而印第安人原本就是亚洲人种。因此,这些华人在墨西哥逐渐融入当地人中。今天在墨西哥的姓氏之中,作为父姓的中间姓,常有“张”“王”这类名字出现。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南美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中,许多华人后裔投入军旅。秘鲁和古巴的独立运动,就有不少华裔组成的战斗单位,这些国家的军队之中到今天也有不少华裔人士。

英国童话中有三只小猪的故事,他们长大了,各自离家外出,建立自己的新家。我们且将饿狼吹屋的部分放在一边,这个故事本身说明了在英国时代,青年自立的时候就应离家创业。这种风俗说明了英、美西方人家族观念薄弱,成年的孩子必须离家自谋生路。这就是英美式的个人主义。没有亲戚朋友、乡党邻里的援助,每个人必须挣扎奋斗,寻找自己的前途。

那些强悍的、不肯屈服的黑人,要么在路途上牺牲,要么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只有愿意接受命运的人,几代下来,学到以顺服换取生存的特性。另一方面,他们习惯于被人支配,接受主人的命令,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主人分配的任务。他们不太有自我激励的动机,也并不习惯于从工作中学习和加强主动性。以旁观者的立场看来,这是一种悲剧。也许,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本身乃是一种生物社会学的计划——将本来自由的人类一分子,硬生生培育为被动、顺服的劳动工具:奴隶。

罗斯福新政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创始性地规划社会福利制度,由政府给予失业劳工生活补助,使得老、病、失业者可以有维生的机会。这一措施,是美国踏向社会福利国家的第一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社会福利制几经变化,也不断扩大;虽然还没有北欧三国实施得全面,也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来自欧洲的移民中,有一个特殊教派的后代值得一提:荷兰阿米什教派的移民后代,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始终坚持以农维生、自给自足,并且拒绝使用机械,更不用说现代的科技了。他们的村落没有电灯,还是用汽油灯;不驾驶汽车,还是用马车;耕田仍是采用马拉犁的方式;他们服装两百年来如一日,还是如同当年荷兰的居民一样。来访匹兹堡的旅客,常常以参观阿米什村落为观光项目之一。这种特例当然不能算多,只是说明早期移民留在匹兹堡周围的,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他们的族群纽带。

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突袭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居民被美国圈禁在集中营。夏威夷的日本居民人数很多而无法禁锢,而且他们向美国效忠,愿意组织兵团前往欧洲参战。在欧洲战场上,夏威夷联队表现优异,美国对夏威夷的日裔族群也就放心了。今天夏威夷的各种外来族群之中,日本人的后裔俨然是最大的一群。夏威夷的政治和地方经济中,日本移民的力量不可忽视——这些人确实已经不再认为自己和日本有关系了。虽然他们的口音影响了夏威夷的英语,但却已经习惯使用英语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居民自从获释以后,也逐渐分散各处,并不呈现集中的现象

梁启超先生注意到的现象,就是这种大集团的垄断和独占。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弊病:一则在于,这些企业找到了他们以为最好的生产方式以后,就不再允许其他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出现,亦即独占排他的现象;二则,某个行业占满了市场,其他代替品因为性质类似,很难与已经占满市场的原有产品竞争。这也就造成了工业不容易逐渐升级、汰旧换新以及开拓新的产业和工业领域

梁先生担忧的现象,确实使美国长期霸据世界经济的首席,却在最近这半个世纪盛极而衰,逐渐不能对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挑战。以他所说的第一个例子而言,美国开采石油时,打井采油是最能立刻取得大量石油生产的方式。这一技术在美国不断地改进,即以钻井的设备和效率而论,可说已经走到了最高峰,其技术也输出于其他国家。直到现在,钻井采油还是石油工业的主要生产技术。最近几年来有了从页岩榨油的可能性。然而,页岩采油终究相当昂贵:这个新的技术和新的油源,依旧不能和钻井采油的方法相提并论。各大学的研究室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技术(例如,从煤炭中取得液化油),可是这些尝试没一桩能够离开实验室被油商们采用。理由很简单,用惯了一个方法,犯不着更新设备另起炉灶。美国钢铁工业的没落,也是类似的原因:在其他国家已经发展出更经济、更有效率的炼钢技术,而美国的钢铁厂不愿意更新设备,以至于一吨瑞典钢或是日本钢,运到匹兹堡的钢厂门口还比美国的钢铁低廉。

梁启超先生指出的托拉斯现象,也正是马克思当年批评资本主义时候特别担忧的一个趋向。他们二位所说的托拉斯是由产业的独占发展为市场的独占。从20世纪初到现在这一百年来,实际上美国经济的运作方式,已经超越了产业个别发展的范围。现在正在美国当令的经济形态,乃是资本的独占——运用资本的机制,将生产事业掠夺为少数财团旗下的工具。1930年代,摩根财团所控制的大银行、大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当时美国八大财团的50%以上。“J. P. 摩根时代”,即金融寡头支配企业大亨的时代。他曾经声称:“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只是金钱!”只要有货币在手,可以购买一切,一切的根本在于货币。这一个观点,其实已经远离马克思指出的工厂独占生产工具而奴役劳动群众的对立方式。货币本来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本身与产品之间并不能够画等号,可是现在货币的意义,已经远超过媒介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第一个阶段是在美国东北方向沿海出现的临海城市和它周边扩张的外围。英国来的移民曾经尝试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基地,但这个任务没有成功。因此,英国移民第一次成功开展据点是在今天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周边:那是一个河港,具有河海汇聚的特色,适合船只靠泊,也可以循着河流向内地伸展。同样地,荷兰人在今天曼哈顿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也是一个河海相聚的港口,然后从那一港口逐渐向内陆伸展。 这两个地区都有可以登陆的海滩、相当广阔的内陆与河流及其支流,因此都是从河、海据点又沿着河流向内陆伸展。它们的腹地和中心城市之间,形成扇形的结构。在几何学上,这种扇形的扩张和典型的六角形扩张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片大扇形,沿海的狭长地带逐渐靠近,构成了两大人口密集地区,又终于联系为一片。这两片集中地区的中央又有新的河港,形成了费城。后来,这三座城市逐渐结合为一片,成为立国以前就呈现的中央地带。立国以后,为了平衡南方殖民地和北方殖民地的关系,新建的首都在华盛顿,那是在一片沼泽地上,平地起楼台建设为国都。既然这是政治中心,当然也就成为大型的城市,四周发展为相对接近六角形或是圆形的外围圈。

第一个阶段是在美国东北方向沿海出现的临海城市和它周边扩张的外围。英国来的移民曾经尝试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基地,但这个任务没有成功。因此,英国移民第一次成功开展据点是在今天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周边:那是一个河港,具有河海汇聚的特色,适合船只靠泊,也可以循着河流向内地伸展。同样地,荷兰人在今天曼哈顿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也是一个河海相聚的港口,然后从那一港口逐渐向内陆伸展。 这两个地区都有可以登陆的海滩、相当广阔的内陆与河流及其支流,因此都是从河、海据点又沿着河流向内陆伸展。它们的腹地和中心城市之间,形成扇形的结构。在几何学上,这种扇形的扩张和典型的六角形扩张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片大扇形,沿海的狭长地带逐渐靠近,构成了两大人口密集地区,又终于联系为一片。这两片集中地区的中央又有新的河港,形成了费城。后来,这三座城市逐渐结合为一片,成为立国以前就呈现的中央地带。立国以后,为了平衡南方殖民地和北方殖民地的关系,新建的首都在华盛顿,那是在一片沼泽地上,平地起楼台建设为国都。既然这是政治中心,当然也就成为大型的城市,四周发展为相对接近六角形或是圆形的外围圈。 上述四座大城市,分别具有政治、文化、经济上的重要性,聚合为人口密集的聚落带。四个中心各有彼此独特的功能,也可以互补。在此后的三百余年发展中,这庞大的人口中心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发展成为巨型都会区(Megapolitan Area)

这种状况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最近,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同一程度的英国,在内阁中增加了一个部长,称为“孤独事务部部长”(Minister of Loneliness)。这个部门的职守,就是负责处理孤独人口面临的问题:生活上无人照顾,情绪上无所依靠,由此造成种种的个人病态和社会的病象。

最近多少年来,各处都有持枪者任意枪杀造成的灾难。虽然大家都不能容忍如此无谓地牺牲许多性命,却由于宪法中第二条修正案而无法改变这一局面。这一法案规定公民有持有武器保卫自己的权力,甚至更进一步延伸到公民持有武器才能够反对政府非法的统治。于是,虽然持枪规定已经不断造成灾难,不少人也想启动立法程序废除第二条修正案,但至今竟无法撼动这一条款。这一条款代表的意义,是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政府以后,大概只有美国开动了一个例子:“造反有理”,人民可以合法地推翻政府。

美国代表立法权的参、众二院中,参议员的地位非常崇高。这一百个人影响全国的政治包括外交、内政等,他们的起家身份也因此往往是已经在各州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当选参议员以前,他们或者已经做过州长,或者做过众议员,也可能在政府之中做过部级首长,再不然就是大企业的经理人,或者在重要学科有学术成就者。如此背景的人物,不大容易从平民之中直接出现;他们的背景非富即贵,再不然就是声名显赫。从好的方面看,他们的教育程度、个人见识和格局都不平凡;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有既得利益的上层人物。每一个参议员的背后,都有某一种特定利益群的支持,他们其实并不代表一般的平民

肯尼迪的竞选,从党内竞争开始就开创美国选举的新传统,第一次使用商业广告的力量,雇用了美国广告业的高手,以大量的金钱投入媒体。尤其电视正在普及,在每家的客厅中,经过塑造的人物,在电视荧幕上侃侃而谈,立刻就抓住了一般选民的喜好。但是这种塑造出来的形象就如同卖香烟或是卖汽车一样,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销员。在他与共和党尼克松对阵的时候,双方都是辩才无碍的高手,然而尼克松的公开辩论,停留在无线电前的讲演,但闻其声而不见其面貌表情。肯尼迪则有广告商替他设计,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训练出来的结果。于是一个化过妆的肯尼迪,和一个完全没有化过妆的尼克松,在荧幕上立见高下。选民们只看见形象,而没有看见能力

肯尼迪家族世世代代有人参政,时至今日,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已经进入了国会,约翰·肯尼迪的女儿也曾是驻日大使。这一家世荫不绝,虽然每一代死于意外的人出奇众多,但其地位还会延续下去。以肯尼迪家族的功业和能力而论,他们不能和美国过去历史上著名的几个世家如麦迪逊和罗斯福相比。到今天,美国政坛上除了肯尼迪家族这种政治世家以外,布什家族也已经执政两代。还有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家族也已经是连续二代、三代甚至于四代人进入中央政坛,或者是在地方长期掌握权力。 在地方一级的豪门,例如芝加哥的市长戴利(Lichard Michael Daley)一家,父子、兄弟世代掌权,先后四次担任芝加哥市长,也是当地无法动摇的豪门。奥巴马从芝加哥崛起,其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全仗戴利家族的支持。克林顿的女儿和特朗普的女婿、女儿,无不野心勃勃,要接续他们一家的荣光。这一些现象也显示,美国在富人政治的同时,也有贵族政治的体制存在,即柏拉图所说五种政治体制的另外一种。

“五月花”号的移民,是欧洲宗教革命之后最崇仰自由的一批加尔文派信徒。他们坚持单一神信仰,并且以为神和信众之间有直接的感应,每一个信徒都是直接承受神的恩典。这一个理念,使加尔文派新教的信徒以其坚定信仰获得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根据神的指示,绝对没有错误;他们能够成功,本身就是神的意旨的落实——他们成为选民,是神已经决定的。因此,每个选民必须要以自己的成就,彰显神的庇佑和神的抉择。

美国现代文学的开始也就在此时。一般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常常将1912年芝加哥《诗刊》的出现当作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后,美国的文学不再如前所说的只是表达“平静”和“安宁”。《诗刊》的前三卷里,庞德(1885—1972)、桑德堡(1878—1967)等一连串诗人,都是以诗歌批判社会的不平,也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和忧愁。诉诸内心的检讨,也就是后世“存在主义”思潮的滥觞。

一战、二战之间,许多美国的学者不仅关心国内的不平,也注意到其他地方更多的不平。一些传教士和来华教书的教授,目睹在中国这土地上,贫富悬殊,上下隔绝;外国商品侵略,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经济。在中国居住甚久的赛珍珠(1892—1973),其丈夫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一本著作,乃是英文著作中最早调查中国社会底层收入的报告。赛珍珠目睹中国农村和底层社会整体呈现的穷困无助,才写了《大地》。这种时代性的情绪,在美国知识分子之中,有一部分是基于基督教本身的博爱精神;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眼看着美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弊病,推己及人才发现别处的情形,假如不是更糟,也是一样的悲惨。

当时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从司徒雷登以下少有不是同情左派的人士。在美国,由于这些传教士的呼吁和努力,二战期间就出现了一些援华的组织在中国活动,例如在河北定县(现定州市)实施农村卫生教育;更著名的还有美国医药援华会,在抗战时期给中国提供医药救助军民。赛珍珠夫妇以及当时在金陵执教的美国学者,他们所注意的工作是如何从技术层面帮助中国农村,改良农业以增加农村的收入。金陵大学有一个实验农场,就是将美国当时若干州立大学中农村建设计划的项目,介绍给中国的实验农场。同样的努力也见之于美国的教会,他们在东南亚各处进行着类似的工作。

1957年,我搭乘货轮来美,巴拿马运河是进入美国管辖地区的必经之处,因此在船上就能看到美国的报纸。报纸上说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发生了严重的民权冲突:九位成绩优秀的非裔学童不能进入中学,因为阿肯色州施行种族隔离原则。民权运动的活动分子,鼓励这些非裔儿童入校报到。到了新学年开学日,八个人撤退下来不敢进去,只有一个女孩在警察保护之下进入学校。学校当局以及白人儿童的家长,对这件事情群起攻击。州政府动员州警维持秩序镇压暴动,强力驱赶民运分子和非裔群众。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统帅百万大军取得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他知道麾下的军人,无论黑、白都一样,都曾经为国家效忠乃至牺牲生命。于是总统下令将州警部队收为国有,并派第101空降师控制阿肯色州,宣布戒严。

南方各州的非裔人口,大约占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的冲突,美国始终在变动之中。于是,这种朝夕万变的生活,又加上科技进步以后各种工具的进步,人的劳力和心力逐渐被机器取代,人自己也会问一问:“我”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人整日站在机器旁边,只是注意看着机器不要出毛病,你也会自问:这种工作有多少价值可言?尤其你只要听到警告的声音出现,即刻检查灯号——这种工作有多少价值,可以使你得到自尊?于是,问题出现了:“人”的价值何在?

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东方,他们发现佛教和印度系统的玄学如此神秘,可是又如此发自内心地令人感到亲切。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的百姓,举动行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却是乡党邻里与亲戚朋友编织为庞大的人际网络,联系个人、笼罩社会。这些见过世面的归国青年,经过不同文化地区的经验,开始理解美国的“常态”其实乃是“独特”的情况,未必出现于别的地方。每个地区的人类,都有自以为是的想法和做法:美国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普世”“必然”。二战后回国的青年,颇多向往东方“异教”信仰,所谓嬉皮士之中,那些身穿黄衣、光头扎一条小辫的青年,就是自以为印度教哈瑞·奎师那教派(Hari Krishna)的信徒;也是这些人士,开始模仿印度教派使用迷幻药。

在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拿破仑战争:最强的法国东征西讨,欧洲列强各求自保,英国是抗法主力,忙于对付拿破仑。美国趁这个机会,在1823年宣布“门罗主义”。总统门罗向欧洲列强宣称:“新大陆的事务,由我们新大陆人自己处理。他人在新大陆发展的殖民事业,我们都当作侵犯新大陆。”也就是说,美国自居为新大陆盟主。当时美国能够指挥的同盟国,也就不过五六个中美洲国家,门罗俨然以这个立场划下势力范围:新大陆是美国的地盘,谁也不要想再进来。当然,美国的企图是瓦解西班牙人的殖民帝国,自己取而代之。

在东方战场上,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确实是当时中国急需的:“医药援华”救护伤员,陈纳德的“飞虎队”保护军民。凡此义举,我辈身经抗战的一代至今感佩!战后,美国支援了欧洲的复兴,也承担了击败日本以后的责任,帮助它恢复元气。在广大的中国战场上,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到1949年,美国将美军各地剩余的给养,包括衣服、食物,作为救济物质,无偿地分配给刚刚回家的中国和东南亚难民。这些人道的作为,无论背后动机如何,都是人类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义举。 整体而言,美国对世界的确有过特别的贡献。美国教会的传教工作和美国的贸易几乎同步进行,有美国商人的地方就有美国教会。这些传教士在全世界成立了许多学校,单单以中国地区而言:美国教会学校,从中学到大学分布在各处,培育了许多中国青年。美国教育的学生(例如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作为奖学金培养许多优秀学者)为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也是巨大的。在其他地区,即使不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例如在非洲,美国传教士成立的医院和学校遍地都是,甚至超过若干非洲殖民帝国主义宗主国提供的数量。从1960年开始,肯尼迪呼吁美国青年参加“青年服务队”(Youth Corp),在非洲等处帮助当地百姓,体现的仍是人类历史上前所罕有的利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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