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这个话题，芒格甚至将这个话题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他得出结论，称应该避免好色、暴饮暴食和懒惰散漫等不良行为。然而，他对这些不良行为也持理解态度，因为它们通常会带来瞬间的、转瞬即逝的快乐。在所谓的“七宗罪”当中，芒格认为嫉妒应该算是最愚蠢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带来任何愉悦，相反，它只会让人感到痛苦。
世人皆知巴菲特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投资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其领导之下，从60余年前的0.23亿美元攀上1万亿美元的市值高峰，股价更是突破70万美元一股。当有人得知巴菲特当年的买入价是8美元一股时，震惊之情，难以言表。
芒格出生于法律世家，比巴菲特大六岁，二人是奥马哈老乡。二战期间芒格从军，后来一直定居加州洛杉矶。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芒格就职于律师事务所。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生了一子两女三个孩子。不久后离婚，继而长子病故。而立之年的芒格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哭。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带着两个女儿的芒格遇上了后来相伴一生的第二任妻子，后者带着两个儿子。于是，两人一结婚便有了四个孩子，接下来又生了四个。一家十口俨然一个热闹的大家庭，普通人面临的生活挑战芒格也一样感同身受，但这样的重压却是芒格成为亿万富翁的动力。
回顾与芒格的交往，巴菲特说：“我在1957年就听到了查理•芒格这个名字。我当时在奥马哈管理着一个规模不大的投资公司，总资产大约为30万美元。”
芒格和巴菲特还有一些共同之处盲格早年以当律师为生，他说：“和巴菲特一样，我对发财致富怀有巨大的热情，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开法拉利豪车，而是我渴望独立，我非常渴望独立。”
芒格这个词来源于德语单词monger，意思是推销商品的人，例如贩鱼或贩铁等职业。在更早的时候，芒格家族从德国迁至英国，此后，逐渐英国化。
父亲总是对芒格的爱好很好奇，当芒格渐渐长大，已不再对这些爱好感兴趣或者丧失兴趣后，父亲仍会继续追随这些爱好。例如，父亲一直订阅《美国来福枪手》杂志直到去世，原因是芒格曾经在高中步枪队担任队长时首次订阅了该杂志。芒格之所以加入步枪队，是因为他觉得这似乎是他唯一有机会获得运动员奖章的途径。芒格回忆说：“我希望在毛衣上醒目的地方佩戴运动员奖章，这样可以赢得女生的青睐。后来，我的确成功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但她们好奇的不是我，而是像我这样瘦弱的家伙是如何获得运动员奖章的。”
我父亲喜欢打桥牌，也擅长保守秘密。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有人让他发表看法，他说“看看再说吧”的次数比其他任何评论都要多。如果你问一个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假装没听到。——芒格的女儿莫莉
1941年，芒格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数学专业。
芒格说：“用最基本的方法寻求答案，这是一个伟大的方法，可以为这个世界节省很多时间。当然，有些问题不容易解决，以至你必须具备人们所说的勤奋品质。我一直都很喜欢‘勤奋’这个词，因为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你必须尽心尽力，直到解决问题。”
芒格说，如果让他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么他会要求所有人具备条件的话都学物理，因为它能教会人如何思考。
芒格承认：“从任何角度来讲，我都谈不上是一名称职的科学家，甚至业余科学家也谈不上，但我对科学情有独钟，并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我发现科学的方法在其他领域也有用武之地。”
话虽如此，但芒格在密歇根大学平静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战争的阴云越来越近。在芒格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欧洲战事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1941年12月7目，美国海军位于珍珠港的舰队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迫在眉睫的二战迫使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学进入军队服役，芒格也不例外。确切地说，他在大学里待到1942年底，而后刚过19岁生日没几天，就离开学校参军入伍。
后来，芒格参加了部队统一分级测试。他发现条例中有这么一项规定：得120分的士兵有资格升任军官。芒格的得分是149分，远高于标准。很快，他被提升为少尉。
接下来，芒格被派去学习。他先去了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新墨西哥大学，之后又转学去了位于帕萨迪纳的著名大学—加州理工学院（CIT），在那里他接受了成为一名气象学家的培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芒格将成为一名气象预报员。
芒格说：“无论是在部队里当兵，还是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我通过打牌都练就了自己的经商本领。你必须学会的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尽早放弃，或者反过来，在你具有巨大优势的时候加码下重注。机遇总会有，但不会经常有，所以，一旦机遇降临就要牢牢抓住。
在喜诗糖果成立75周年的时候，芒格和巴菲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其中一位员工问两人在学校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1948年，芒格完成了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业，同期毕业的一共有335人，其中名列前茅的优异学生有12位，芒格也在其中。同时毕业的知名同学有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在芝加哥成立了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的艾德•罗斯柴尔德（Ed Rothschild）以及成为纽约著名律师的约瑟夫•富勒姆（Joseph Flom）。
芒格说：“我匆匆忙忙完成了学业，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我认为巴菲特也不是这样的榜样。我通过自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一生中自学的情况很多。相比于这些在世的老师，我更喜欢那些离世的老师。”
1948年，芒格完成了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业，同期毕业的一共有335人，其中名列前茅的优异学生有12位，芒格也在其中。同时毕业的知名同学有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在芝加哥成立了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的艾德•罗斯柴尔德（Ed Rothschild）以及成为纽约著名律师的约瑟夫•富勒姆（Joseph Flom）。
芒格在加州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像当年在奥马哈一样，四处结交聊得来的朋友，以建立广泛的人脉。
在很大程度上，他与法律界联系密场，结识了一些在加州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也认识了一些想在这宜人的环境中复制起文化传统的中西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加入一些社会团体，这些团体有助于他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例如经典都市男士俱乐部，加州俱乐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沙滩俱乐部等。
多年以后，芒格将婚姻的过程与投资的过程进行了一番比较，尽管他没有特指自己的经历。他说：“生活是一系列的机会成本，你应该与自己可以遇见的、最好的那个人结婚，投资的过程大体也是这样。”
南希在努力工作，芒格也在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让全家过上更好的生活。当年芒格35岁左右，同时干着几项事业。
南希曾经这样告诉他们的朋友，芒格“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年轻人”，他拼命地干活，拼命地赚钱。
芒格回忆说：“项目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在房地产开发事业上一共赚到140万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多钱。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时，巴菲特读到了格雷厄姆的新书《聪明的投资者》，他的人生道路由此确定下来。当时是1949年，格雷厄姆有着“华尔街院长”之称，是全美最成功、最知名的基金管理人之一。随后，巴菲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习，格雷厄姆在那里任教，后来他在格雷厄姆的纽约投资公司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格雷厄姆退休关闭公司后，巴菲特回到家乡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第一批投资者大多是亲朋好友，他们已经认识到巴菲特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一些是曾经跟随格雷厄姆的投资者，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格雷厄姆，并相信巴菲特能够成功。
在巴菲特与芒格这个组合中，芒格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丰富的商业法律方面的观点。在他对商业世界的独立探索中，芒格对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然而，芒格对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巴菲特那样特别喜爱和敬佩。他对格雷厄姆的一些投资原则也并不怎么感兴趣。他说：“我认为其中很多都是愚蠢的，因为这套投资原则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事实。”
具体来说，芒格表示：“格雷厄姆存在盲点，他对某些企业值得支付高额溢价的事实认识不足。”
然而，对于格雷厄姆最基本的底层逻辑，芒格是赞同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将其纳人了巴芒成功方程式当中。芒格说：“以内在价值而非价格作为投资参考，我认为这种基本的价值概念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芒格对格雷厄姆提倡的“捡烟蒂”这种老旧的股票投资方法不感兴趣，他仍然保持谨慎，在购买资产时不愿意支付过高的价格。芒格说：“除非有像巴菲特这样的人亲自经营，否则我从不愿意为股票支付超过内在价值的价格。有时候基于投资对象的长期经济优势可以支付高一些的价格，但值得这样做的对象非常少。投资游戏始终是对质量和价格的综合考量，而诀窍在于获得的价值一定要超过支付的价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芒格的律所创建了一种独特的薪酬体制，旨在使律所成为一个以业绩为衡量标准的组织，这在业内颇有名。因此，若业绩完成，律所中最高薪酬与最低薪酬之间甚至可能有五倍的差距。
每年1月，律所全体62 名合伙人都会收到一张选票，上面列着所有合伙人的姓名，选票的底部印着上一年度律所的净利润，在每个名字后面都留有空白，每个人填写自己认为每个合伙人应该获得的奖金数量。填写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确保所有数字加起来等于律所的净利润。不考虑积分、股份，资历的深浅也可以不考虑。但当合伙人进行投票时，他们会考虑资历，还会考虑业务开发能力以及获客能力。
芒格律所的合伙人奥尔森解释道：“我们一起就净利润如何分配进行投票，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投票情况。
律所没有薪酬委员会，也没有律师逐个自我陈述自己的价值有多大，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动态管理。这项制度是资深合伙人共同制定的，相当于对每个人被认可程度的年检。”
填写结束后，律所会进行排名，让每名律师都可以看到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排名。相关负责人在审查这些数字后，会与每个合伙人交谈，然后确定最终的薪酬数额。这项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鼓励那些有益的行为方式，让人在为人处世时三思而行。
律所的一个合伙人约翰•弗兰克对此评价说：“人们一定会说这很残酷，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公开的，谈不上残酷。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不可能给一个人很多钱而让其他人手里的钱不变少，只不过整个流程的进行有一定的谨慎考虑。”
在创立律所三年后，芒格渐渐退出律所事务。最终，他在1965年离开了律所，因为他认为自己再也不需要依靠法律工作维持生计。他将自己在律所中的权益转到了一个年轻就离世的合伙人的遗产信托中。很显然，芒格很早便在谋划脱离法律行业。
创业伙伴阿尔•马歇尔说，芒格曾经这样评价法律工作：“如果你为一个不靠谱的客户竭尽全力，并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你的回报就是你会再次为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客户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情况很常见。”尽管芒格对自己的先辈以及法律行业充满了尊敬与热爱，但放弃法律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芒格说：“我离开律所后不再以律师的身份为别人工作，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大家庭需要养活，太太南希和我一共要抚养八个孩子，我在工作、生活中也会请律师，我也会用到法律或律师。当年，我并没有预见到法律行业如今会突然变得如此繁荣，在我离开这个行业不久，大量的资金开始涌人该行业。离开法律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更喜欢做决策，喜欢用自己的钱去冒险。我认为自己比客户更了解投资标的，那么为什么我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呢？所以离开法律行业进入投资行业的部分原因是我固执己见的个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获得独立的渴望。”
芒格希望在经济上安全、实现财务自由后，用自己的财富效仿他童年时的偶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他说：“富兰克林之所以能够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是因为他拥有财务自由。”芒格逐渐明白，一个人要想真正富有，实现的路径是构建对企业的所有权。
芒格的继子哈尔说：“关于律师这个职业与财富积累，这是我岳母经常在家里谈起的一个经典话题。她说，律师通常过得都不错，孩子在好学校上学，家人住在漂亮的社区里。一般而言，作为律师，你和你的客户生活水平应该差不多，对吧？
但是你忘记了，你的客户正在积累资本，而作为律师，你却没有。你的工作本身没有积累资本的功能，所以等到你退休的那一天，你的收人会随之消失。到那时，你可能除了房子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卖掉房子，搬到偏远的地方去。”
办公室的奢华程度往往与公司的财务实力成反比。
芒格正接近他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根据观察，芒格的继子大卫说：“芒格真正需要的是为自己工作，因为作为一名律师，即便是身处一家环境友好的律师事务所，你仍然要为客户服务，按照他们的时间表安排日程。”
《美国式“高考”》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Lemann）在书中披露，芒格渴望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人。在这一点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对芒格的影响要大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当祖父母给芒格读笛福的名作《鲁滨逊漂流记》时，他们向芒格灌输了一个观点：“一个人应该变得富有，这样他就可以完全独立，就像鲁滨逊在孤岛上一样，不必听队任何其他人的摆布。”
然而，在某些关键的地方，芒格仍然在为客户服务，这些客户就是合伙企业的投资人。许多投资人都是家族成员、前同事或老朋友，压力并不小。万事终由命运安排，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虽然股市有起有落，但总体上是下降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巴菲特开始谈论清算事宜，并最终在1969年底解散了自己的合伙企业。芒格和古瑞恩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在1972年末进行了一笔大额投资，对象是一家名为信函基金（Fund of Letters）的持牌投资公司。
其他人也对1973年至1974年感到不愉快。例如，伯克希尔一哈撒韦作为一个主要从事纷织业务的公司，其股价从1972年12月的80美元下跌到1974年12月的40美元。
在管理自己的资金时，投资上的亏损从未让芒格感到因扰。对他来说，这就像在一场普通的扑克游戏中输掉一晚一样，你知道自己是最佳玩家之一，你会在以后的游戏中挽回损失。但他现在发现，投资报告中的那些账面损失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到了1974年底，他决定像巴菲特一样，不再以合伙企业的形式为他人管理资金。于是，他决定在资产价值大幅回升之后清算合伙企业。他会尽快完成整个清算过程，这样他就不用再提取任何业绩提成了。
1975 年，合伙企业的投资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升，那一年取得了73.2%的回报。1976年初，芒格和马歇尔清算了合伙企业。即使算上低迷时期的表现，在运营的14年间，合伙企业的年均年化回报率也达到了24.3%（这是普通合伙人提
取业绩提成之前的数字）。
芒格说：“当清算完成尘埃落定时，我们家从中获得了大约300万美元，另外在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大约收获200万美元。“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拥有这么多钱，日子过得不错。我持有一些非常优质的股票，市场上还有一些非常好且价格便宜的股票可供选择。”
在他们共事的约20年里，作为合作伙伴，马歇尔发现自己不得不帮芒格摆脱各式各样的社交困境。马歇尔说，有时候芒格的话会突然变得多起来。他说个不停，长篇大论而且语速惊人，没人能打断或转变话题。有一次，在一个晚宴上，主人找到马歇尔，请求他去另一个房间把喝了几杯酒的芒格请出来，让芒格别再说了。他说：“其他人都插不上嘴，当时芒格正在讲述宗教在描述天堂时所面临的困境，还提到了什么千年的高潮。”
此外，有时当马歇尔陷入窘境时，芒格非但不帮忙甚至还火上浇油。有一次，芒格和马歇尔两家人在夏威夷瓦胡岛度假，两对夫妇一起在杂货店购物。马歇尔和他的妻子玛莎原来并肩站在一起挑选晚餐用的牛排，然后玛莎走开去看其他东西。马歇尔没有注意到妻子已经离开，伸手去拍了拍一位陌生女士的屁股。在发现对方不是妻子时，马歇尔自己也吓了一跳，而那位女士更是异常愤怒。芒格站在柜台的另一头大声说道：“你知道吗，他对所有女士都这样。”芒格的话让那位女士更加愤怒。
尽管他们之间时常会开玩笑，马歇尔还是表示在与芒格共事的约20年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他说：“我学会了赚钱。”此外，他相信“努力工作，待人以诚，如果这些你一直坚持下去，肯定可以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在由蓝筹印花股东变为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股东的人中，包括传奇技资人菲利普•L.卡雷特（Philp L. Caret）。他自1968年起就持有蓝筹印花的股票，并以约每股400 美元的价格转换为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股票。他从事投资管理长达78年之久，创建了先锋基金。这是第一批最成功的共同基金之一，该基金在1928年至1983年经历了各种经济环境的挑战，取得的年化回报率为13%，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表现为9%。
卡雷特生于1896年，于1998年5月28日去世，享年101岁。就在离世前一年，他还参加了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在奥马哈的股东大会。尽管他必须坐在轮椅上，但他每天仍花很多的时间与其他股东聊天。他在去世前两周仍在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思维依然清晰。
不要与你不信任的人打交道。如果没有信任，经济条件如何都是毫无意义的。大多数人只会考虑经济利益，认为合同可以保护他们在与不可信任的人进行交易时的权益。但是，你应该和品质高尚的人打交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就是他的经验。
喜诗糖果的很多员工会干很久，甚至会干一辈子，其中很多人是西班牙裔。喜诗糖果以拥有家庭氛围为傲，公司允许母亲、女儿、外孙女，丈夫、妻子，兄弟姐妹一起工作。南部工厂有40%左右的产能，主要集中在硬糖上，其余的产能位于旧金山的工厂。工人按小时计酬，并获得由工会—面点行业工会—提供的全面健康福利。喜诗糖果有数百名工人，他们有的已经在公司工作15年甚至更久。1999年，在洛杉矶的颁奖晚宴上，有21名工人因工作年限达30年甚至50年而被授予长期服务奖。
喜诗糖果的座右铭是“质量优先”，这对于芒格来说可比饭后甜点更令人暖心。收购喜诗糖果可以说是芒格和巴菲特最早的合作，也是他们最早的直接收购活动之一。但最重要的是，投资喜诗糖果的经历给芒格和巴菲特上了特殊的一课，使他们的投资风格发生了重大改变。
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利用蓝筹印花的浮存金，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位于洛杉矶、规模不大的喜诗糖果，但这对巴芒而言是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一起收购案。
这在当时的加州也是一个大新闻，喜诗糖果黑白底色鲜明的店铺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1921年，71岁的玛丽•喜诗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小小的社区糖果店，在这个过程中她得到了儿子查尔斯•喜诗的帮助。
查尔斯曾在加拿大做过药剂师，但在他的两家药店被森林大火烧毁之后，转行开始做巧克力销售员的工作，梦想着有朝一日使用母亲开发的配方创办自己的糖果公司。1921年，父亲离世，他带着全家从加拿大搬往加州帕萨迪纳，这是位于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美丽精致的小镇，从此喜诗家族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拥有50万名居民的城市。但在这里发展对喜诗家族而言并不容易，因为从事糖果制作这一行的竞争对手有数百家之多。于是，查尔斯和他的伙伴杰姆斯•W.瑞德一起，决定专注于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建立声誉。
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盘，大萧条接踵而至，喜诗糖果被迫将产品的售价从每磅80美分降到每磅50美分。查尔斯说服了房东降低租金，因为对房东而言低租金总比没租金要好。低租金让喜诗糖果度过了艰难时期并存活下来。与此同时，眼见很多同行陆续破产，查尔斯看到了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公司的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二战期间，当时食糖的供需非常紧张，以至实施了配给制度。喜诗糖果决定用分配给公司的原料生产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糖果，而不是处心积虑地以次充好。闻讯而来的顾客经常会在街上排起长队，购买供应有限的巧克力糖果。
一旦当天备的货卖完，店铺就关门。但无论何时关门，哪怕是提前关门，员工都会得到全天的工资。这种无意间的排队长龙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营销策略，因为等待的人群天大增加了喜诗糖果的人气
巴菲特向哈金斯解释说，必须先完成收购事宜。“如果成功，我们有几个打算。首先，我们希望你作为喜诗糖果的总裁和CEO负责日常运营。其次，我们不希望喜诗家族的任何成员留下来，其中有些人已经在公司工作很长的时间。你可以与这些人谈谈条件，他们可以另寻他路。”
哈金斯说巴菲特和芒格希望自己能全权负责，正如巴菲特所说：“我们希望你维持公司一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喜诗家族的要价是3000万美元，但是由于喜诗糖果的账面价值远低于此，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价不超过2500万美元。
他们谈崩了，但最后哈里打电话回来接受了2.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和巴菲特于 1972年1月3日买下了喜诗糖果，支付的价格为账面净资产的3倍。他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从未出过这么高的价格。
谈到喜诗糖果，芒格会说：“哦，喜诗糖果，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们以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收购了它，它很成功。相对而言，连锁百货店霍希尔德•科恩是以低于账面价值和清算价值的价格被我们收购的，但却没有成功。这两个案例帮我们转变了思维方式，即为更好的企业支付更高的价格。”
芒格认为，他利巴菲特早就应该看到为质量付费的优势。我认为没有必要像我们当初那么笨。”
喜诗糖果的增长速度缓慢，但稳定可靠，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投入。
芒格告诉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股东美国有许多企业能够产生大量的现金，但无法大规模扩大再生产。如果强行扩张，只会白白浪费资金。这样的企业一般无法让大多数公司产生收购的意愿，但这样的企业在伯克希尔一哈撒韦是受欢迎的，因为他和巴菲特可以利用这些企业产生的资金，将其安排到有利可图的投资上。
伯克希尔-哈撒韦不支付股息的原因也是如此，当巴菲特相信保留利润可以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时，公司就会保留，否则就没有必要保留。
芒格说：“我是一个传记迷，我认当你打算教授人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概念时，将这些概念与首创者的生活和个性联系在一起会有所帮助。例如，你把亚当•斯密当朋友，我认为你能更好地学习经济学。与已故的名人交朋友，这听起来很有趣。在一生中与那些有正确观点的已故的名人交朋友，我认为这在生活中会更有效，在教育中也会更有效，这比仅仅刻板地教授基本概念要好得多。”
从富兰克林那里，芒格学到了一个概念：如果能够变得更富裕，就会有更多的自由为人类社会做贡献。芒格说：“我总是更在乎成为有用的人，而不是成为富翁，但有时我会偏离这个想法。”
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一个脂烛匠，有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与其中一个哥哥的严苛的学徒关系，富兰克林离开波士顿前往费城。富兰克林打小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后来，富兰克林的著作《穷理查年鉴》成为畅销书，令他声名大噪。富兰克林在名利双收之后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大多数抗议者只知道巴菲特和芒格长期慷慨地向计划生育机构以及其他致力于解决人口问题的组织捐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巴芒是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先驱。多亏了芒格的支持，加州的堕胎合法化运动才有所进展，这是产生于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罗伊诉韦德案”之前的关键法律决定。
巴菲特说：“可以说芒格99%的朋友都是共和党人或极右翼分子，他通常也被认为是同一类人，但他的大多数朋友并不知道他支持计划生育。
希尔斯是芒格的老朋友和前同事，曾和芒格一起创办律师事务所。他说芒格最初关注到有关生育权的问题是因为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章讲述一起即将上诉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他立即让律所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案子是有关一个名叫利昂•贝洛斯（Leon Belous）的医生，他因给一名女性推荐堕胎医生而被定罪。
芒格认为女性应该有权决定是否成为母亲，于是他开始花时间和用智慧去寻求改变。他说服了巴菲特加人，巴菲特是一个在财务上寻求稳健，但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的人。他们一起帮忙支付为贝洛斯医生辩护的法律费用，芒格和他的律所合伙人，特别是希尔斯和艾德勒一起完成了其他工作。
1978年，当明确会丧失视力时，芒格在洛杉矶的慈善撒玛利亚医院接受了他所描述的传统白内障手术。
芒格说：“这都是25年前的事了，当时已经发明了新的更好的手术技术，但我没有关注到，只是听从医生的建议选择了他擅长的传统手术。新型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不到2%，而我接受的手术则有5%的并发症发生率。至于给我做第一次手术的医生是谁，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是我们家的眼科医生。是我犯了错，这是我自己的责任。”在手术后，芒格遭遇了一种罕见且毁灭性的并发症。
芒格解释说：“我的眼睛出现了上皮细胞向下生长的情况，外部的一些细胞进入了眼内，这种情况在新型手术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来自外部的细胞会不断增殖，逐渐占据眼睛内部，导致眼压增大，最终可能导致视神经死亡。”这种状况类似于癌症，不过这种生长不会扩散到眼外。痛苦令芒格难以忍受，以至他认为一只失明的眼睛所带来的疼痛比失明更糟糕。1980年，芒格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摘除了左眼，装上了一只义眼。
芒格说：“进行摘除手术时的痛苦你简直无法想象。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那几天里度日如年，非常难受。我感到非常疼痛、非常恶心，当护士来给我洗澡时，我甚至都无法忍受。”
在芒格左眼出现问题的同时，他的右眼也逐渐形成白内障。芒格非常清楚自己不想再经历同样的痛苦，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绝对风险最小的策略来对待右眼。
“我告诉医生只需将混浊的晶状体拿掉即可，我会戴上白内障眼镜，不必放人人工晶状体。”芒格说。在他小的时候，老年人普遍都戴白内障眼镜。
当他失去视力时，他以务实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奥蒂斯•布思回忆说，“他买了一些盲文书来看看是否适合他。”
当他后来发现自己有足够的视力来阅读时，他放弃了学习盲文的想法。
哈尔说：“对于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来说，失去视力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更何况他是一个读书成瘾的人。在我们的每一所房子里，他的椅子旁都会有三本、四本或五本书，床头也一样。他有一些想要读的东西，但他不看小说，他看的都是商业类、传记类、历史类或科学类的书，都是些以事实为依据的书。”
我们不喜欢频繁地交易，我们的风格是买进然后持有。
问：能请您向陪审团简单描述在进行收购之前分析一家公司时你们的工作流程吗？
答：当然可以。当你分析一家公司以便做出收购决策时，首先要看财务数据，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只是根据财务数据做出判断，你会犯下一个又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理解财务数据及其含义，并提出很多具有洞见的问题，以便能够判断实际情况。
问：这些问题是不是你用于评估特定行业或业务总体
环境的指引？
答：是的，我们会做这样的考虑。但就具体公司而言，我们更看重公司的质量。我们偶尔也会买入一些糟糕行业的公司，但前提是我们非常欣赏这家公司的管理层，非常欣赏公司的运营方式。
问：所以，你们在评估时也会考虑管理层的因素，
是吗？
答：当然。
当芒格和巴菲特最终相遇时，他们都还很年轻，芒格35岁左右，巴菲特不到30岁。正如芒格的妻子南希所说的那样，他们两人都是急性子。在他们开始合作后，取得成功的速度更快了。巴菲特妥善处理了老师格雷厄姆关闭合伙企业时所接收的东海岸客户，并继续招募新的投资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家乡内布拉斯加。同时，芒格开始将加州的投资人介绍给巴菲特。
有些分析师认为，伯克希尔哈萨维近似于一只封闭式基金，对此芒格持有不同看法。他说：“不，伯克希尔一哈撒韦从来就不是一只封闭式基金。我们更喜欢经营公司而不是在股市上交易证券。
从喜诗糖果开始，芒格就推动巴菲特着为优质公司支付溢价的方向前进。根据多年好友奥尔森的观察，他说：“芒格推动巴菲特投资那些具有可持续价值的公司，例如可口可乐，在这个方面芒格厥功至伟。这与芒格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他不追求速胜，他追求的是长期成功。”
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20世纪末，巴菲特和芒格展示了一系列杰出的谈判本领。当他们购买一家公司时，通常会让原来的管理层留任，并且收购过程不会有太多的繁文缛节。在收购完成之后，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将子公司的利润集中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并将资本配置到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地方。
芒格说：“对于那些我们收购的企业，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不加干预。”他们不会干扰那些有效管理者的工作，尤其是那些具有特质的管理者。
正如芒格经常说的那样，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这种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公司。他说：“我们将权力下放到旗下子公司，直到接近完全放手的程度••，我们的模式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它适合我们和加人我们的人。但对于拥有其他管理风格的公司，例如通用电气，我们不会评头论足，它们制订计划、执行计划等，它们也做得很好，但这不是我们的风格。”他补充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产已经精巧地组合在一起，以至不需要总部不断地输出日常智慧。”
这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开始受到批评家的抨击，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因为他们在投资方面获得的交易条件比其他投资者更有利。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交易附有有利的特别条款，例如在所罗门兄弟和全美航空，这些投资并非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在这些情况下，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被管理层称为白衣骑士，要么使公司免于敌意收购的威胁，要么提供公司所急需的资金。交易是经过谈判达成的，通常采取优先股的形式，这些优先股既有债券提供固定利息的功能，又有以指定价格转换为普通股的功能。
对此，芒格的看法是，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附加条款是理所应当且合适的，因为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巴菲特还会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而且会以“有耐心的”资本鼓励、支持管理层追求长期战略目标。正如芒格所指出的那样，当公司的股价上涨时，其他股东也会从中受益。
收购清单列举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部分收购活动，它们均显示出一个模式。伯克希尔一哈撒韦一直坚持将投资专注于巴菲特和芒格最了解的行业范围，尤其注重在保险领域的布局。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芒格和巴菲特在投资中首选的策略是尽可能收购整家公司。当伯克希尔一哈撒韦100%拥有一家公司时，可以自由安排旗下公司的利润。随着这一策略的执行，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1996年初，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股票投资组合达到了299亿美元总资产的76%；到1999年第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达到1240亿美元，而股票投资组合仅占32%。在这三年中，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花费273亿美元收购了7家公司。在2000年的股东大会上，芒格和巴菲特解释说，通过100%拥有一家公司，他们可以将股市波动或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股价波动的影响降至最低。
伯克希尔一哈撒韦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约为0.366亿美元，公司拥有AAA信用等级赋予了芒格和巴菲特强大的收购能力。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已成为企业主或企业创始人打算持续经营的公司的“首选买家”，同时将公司卖给伯克希尔一哈撒韦可以帮助公司从筹集资金和分配资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伯克希尔一哈撒韦面对的卖家还包括私人持股或紧密控股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大股东想要全部或部分变现股权时，伯克希尔一哈撒韦也是最佳的交易对象。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将自己的股权兑换成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权，这样的交易还会提供税收优惠。在完成交易之后，如果他们需要资金，可以选择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芒格解释道：“当发展达到某个点的时候，规模将会成为一个锚，它会拖累你的表现。对于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很清楚。想象一下，你持有100亿美元的股票，当持股达到100亿美元之巨时，要如何才能取得难以置信的复合收益率。”
在《财富》杂志对所罗门兄弟事件的报道中，记者卡罗尔•卢米斯写道：“所罗门兄弟这样的做法是告诉其董事和监管机构，管理层已经知晓交易员莫泽的不当行为，但极力避免公开这一点。芒格不喜欢这样的做法，认这种行为既不坦诚也不明智。不过，由于他不认为自己是‘融资’方面的专家，因而并未反对。”
对于所罗门兄弟的CEO 约翰 • 古特弗伦德（John Gutfruend），芒格和巴菲特一向非常尊敬并且关系融洽，但芒格对其试图掩盖个人责任的行 感到愤怒。芒格承认，当晚“我们没有看到他要垮台”。
然而，从最初的那一刻起，芒格就确定所罗门兄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毕竟，关乎2.2万亿美元的国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基础。所罗门兄弟是美国国债的一级经销商，全美大约只有40家公司拥有这种特权，它们可以向联邦政府购买票据、债券，然后转售给客户。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个人、企业与政府投资美国国债，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及其公共财政系统。然而，这个系统本身的运作基于一种脆弱的信任，一些专家担心所罗门兄弟的违规行为将毁掉美国证券市场在全球的声誉，进而推升政府的债务融资成本。
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所罗门兄弟这件事，华尔街的老手们感到惊讶和不解，因为一直以来对投行的工作性质以及高管高额的薪酬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巴菲特和芒格都持抨击态度。在1982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指责投资银行家为了最大化收入会提供任何建议。他形象地比喻说：“不要问你的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
后来的调查和法庭的案卷表明，莫泽在1990年和1991年参与了多起违规交易。显然，由于担心自己即将暴露，他在4月向公司副董事长约翰•梅里韦瑟坦白了一些违规行为。但公司高层在得知问题时的反应却使公司雪上加霜，越陷越深。
芒格说：“当时，这位副董事长找到CEO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向你报告。’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将球踢给了对方，以保护自己。但这位副董事长还说：“我希望你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挽救这个出色的年轻人（保罗•M. 莫泽）。’CEO找来首席法务谈了谈，对方告诉他可以立即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并求情。但CEO 有些犹豫不决，考虑“我要怎样做才能保住利润中心、保住这名员工’等。他一直拖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找来才向董事会披露了详情。这样太被动了，他的首席法务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会失去工作、失去声誉、失去地位，你的妻子会生气，你的孩子会因你感到羞愧。说出真相，全部说出来，尽快说出来。’本来应该被解雇的是那个交易员，但结果是公司的CEO被解雇了。”
但古特弗伦德、施特劳斯和总法律顾问等公司高管的辞职并不足以让监管机构满意。现在，有必要任命新的管理层，监管机构和公众都认为必须有新的管理层，而且他们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值得信赖。巴菲特显然是候选人，芒格告诉他这份工作会令人发疯，但这只是警告，芒格并没有坚持。
芒格说：“当巴菲特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自己表示愿意，大家也接受，因为巴菲特的名声很好。尼克，布雷迪（财政部长）有所让步，这是一个充分的信号。基于布雷迪的让步，我们知道这能帮我们挽回声誉。”
最终，所罗门兄弟的案件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被处以相对较轻的2.9亿美元的罚款，没有面临刑事指控。所罗门兄弟还被允许保留作政府债券主承销商的身份，可以继续从事利润丰厚的业务。巴菲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奥尔森和德纳姆两位律师有很大的功劳。
作为和解方案的一部分，所罗门兄弟承认在1991年的几次国债拍卖中存在不当行为，投标数量远超单家公司被允许的35%国债交易上限。所罗门兄弟还承认，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以客户的名义投标，从而使公司能够购买超出规定的数量。交易员莫泽于8月被停职，后来承认对监管机构撒谎，在监狱里服刑4个月。
德纳姆的妻子也搬到了纽约，夫妻团圆。1997年，德纳姆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所罗门兄弟以90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旅行者集团，德纳姆又回到了律所。他的妻子曾经是福特汉姆大学的教职人员，在他们搬回洛杉矶后，他的妻子被任命太平洋橡树学院和儿童学校的校长。
经过这次收购，伯克希尔一哈撒韦持有的所罗门兄弟股份变成了3%的旅行者集团股份，价值17亿美元。1998年，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银行服务、证券销售服务和保险服务。
一些心怀不满的员工离开了所罗门兄弟，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尽管与LTCM 的闹剧并无联系，但芒格对此持有一种看法。他说：“这只名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最近因对自身高杠杆的过度自信而崩溃，尽管其重要成员的智商平均达到160。即便是聪明、勤奋工作的人，在过度自信造成的职业灾难面前也无法幸免。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他们很聪明，他们具有依赖自己才能和方法的优越感，选择更有难度的航线，然后触礁搁浅、折戟沉沙。”
市场上始终有潜在买家对收购这家媒体企业感兴趣，但芒格说每日新闻集团让他“有了社会建设的参与感”，并拥有不错的财务前景。古瑞恩说，他和芒格从事这个行业既是出于对新闻业的热爱，也是出于看好公司的收人前景。古瑞恩说：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们很幸运能参与其中，因为我们所有人（芒格、巴菲特以及他自己）都不需要做任何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芒格和我都喜欢这样的感觉。我们在为司法系统服务，还能赚到钱，而且每年都在增加，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我们还在努力让公司变得更好。”
他接着补充说：“对于芒格而言，钱并非一切，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能将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一步。”
芒格之所以参与社区服务事业，是为了减轻自己积累了这么多财富的负疚感，他认为自己的财富超过了应有的范围。芒格说：“约输，梅纳德•凯恩斯通过为自己的学校赚钱以及为国家服务来弥补他犯下的投资组合管理‘原罪”，同样，我通过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来弥补，而巴菲特通过成功的投资成为一名伟大的老师。”
芒格曾将自己持有的部分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分别捐给慈善撒玛利亚医院、计划生育组织、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哈佛一西湖中学，每家得到的数量是几百股。芒格夫妇每个月都要花几个小时在社区工作上，其申大部分是在洛杉矶。除了长期资助计划生育组织外，芒格还曾在哈佛一西湖中学、国家住房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董事会担任职务。国家住房合伙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公私合作组织，致力于改善美国低收人家庭的住房条件。不过，后来芒格对该组织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不满意，最终辞去了董事职务。
芒格对公益事业的热情无疑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对此《布法罗晚报》的出版人斯坦•利普西感同身受。利普西与巴菲特和芒格是奥马哈老乡，并一直住在奥马哈，直到他被巴菲特邀请去布法罗负责管理《布法罗晚报》。利普西说：“在奥马哈，你早上起床时会问自己：‘今天我要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就像一种家庭结构，在这里有一种期望对自己的城市有所贡献的文化氛围。”
芒格说：“我上的是奥马哈的公立学校，在那个时代，上私立学校的都是没有机会上公立学校的人，如今德国仍然是这种情况。私立学校是那些上不了公立学校的人准备的，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体系。
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有助于芒格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某些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他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例如，他极其讨厌“有效市场理论”。
毋庸置疑，伯克希尔一哈撒韦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芒格和巴菲特所具有的常识。例如，他们毫不理会流行的财务指标贝塔，该指标衡量一只股票相较于整体市场的波动性。许多专业投资者认为，一只贝塔值高于市场水平的股票是一只高风险股票。
对于这种观点，芒格说：“我们认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要我说，只要赔率对我们有利，只要不存在亏掉本金的风险，我们就不会介意股价波动。我们想要的是有利的机会。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价的波动最终会呈现出应有的结果。”
芒格对投资管理行业也非常有意见。他认为美国人从理财经理，尤其是从共同基金经理那里获得的收益被夸大了。
芒格说：“对我来说，共同基金的业务情况令人惊讶，这个行业一直在成长。基金公司扩大规模或维持规模就能获得12B-1 条款规定的费用或其他所谓的费用，我对这样的运作机制实在没兴趣。”
1998年，在加州的圣莫尼卡，芒格对慈善基金会的一群高管发表讲话时特别批评了耶鲁大学将收到的捐赠投人一只相当于共同基金的基金：“这真是一项讽刺的惊人进步！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在康菲尔德倒台很久之后，我们主流的大学却要成为他的追随者。”这里提到的康菲尔德是伯尼•康菲尔德，他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一个时运不佳的概念，即基金中的基金（FOF）。
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翰•博格尔也是业内非常有分量的人物，他非常赞同芒格的说法。当芒格发表讲话时，他与非营利组织的其他董事交流，对被雇的顾问再去雇基金经理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因为每一步都要支付佣金，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省下来用于慈善事业。
博格尔说：“芒格说得对，在原本回报率就不高的股市上，这种多重收费对基金会和捐赠基金的回报率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市场回报率为5%，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成本率为3%，如此一来，净回报率仅有2%。”
芒格说：“在一生当中，你会有精妙的想法，不会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很多个。就事物的本质而言，真正精妙的想法几乎肯定会大获全胜。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掌握了它们，你只要循着它们，就会获得机会。但精妙的想法不会总是出现，所以，一旦他们出现，你要好好地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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