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余华

我们的领袖逝世了,我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哭着,我听到了呼天喊地的哭声,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的哭声……我的思维开始走调了,悲痛不再左右我,离奇的哭声开始引导我。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 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愈来愈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二〇〇九年的端午节,一条搞笑的手机短信在中国流行:「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曰电:中国科学院成功克隆(Clone,生物复制)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其盛年水平。新闻发布后,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欧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和台湾关系法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曰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并承认约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俄国第三任总统)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之北三百万公里土地属于中国。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明,称蒙中两国历来是一个国家。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毛主席指示办。国内形势迅速扭转:二十四小时内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九百八十万亿元,私营企业主动改制归公;二千五百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百分之六十;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时代最强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文革时期,我们小镇上有个人去过一次北京,这个人回来以后声称和毛泽东握手了,他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们小镇的群众:毛主席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时间长达四秒多,然后别人的手抢走了毛主席的手。他万分可惜地说: 「差一点点就是五秒钟了。」 这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小镇的英雄,我经常看到他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书包,在街上神采飞扬地走去。他的右手因为和毛泽东的右手接触过,整整 I年没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了一些,又黑又脏像是熊掌。我们小镇上认识他的人都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后喜滋滋地互相说:「我握了毛主席握过的手。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上课前全体起立,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标准像,齐声说道: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 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


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虚假、浮夸和吹牛蔚然成风,当时水稻亩产量就是高产田也只有四百斤左右,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水稻亩产量纷纷被夸大到了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特号新闻:「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虚假浮夸吹牛还从细节做起,比如说,当时饲养出来的肥猪有一千多斤,猪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宰了一头猪相当于以前的三头猪,三尺的铁锅都煮不下,六尺的大锅才只能煮上半头猪:田地里长出来的南瓜也是大得吓人,孩子们可以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综观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我感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草根阶层两次巨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则是一次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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