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上下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声誉，然而齐先生生前就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是今天，人民还是没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艺术家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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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恢复常识，恢复记忆，重建人文的漫长过程，我愿以《易经》里的三句话送给大家，这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 大人虎变 小人革面 君子豹变 什么意思呢？“大人”，指的是“王”，“统治者”，不必细说；“小人革面”，则忽儿这样，忽儿那样，靠着变脸讨生活的角色，我们平时见得多了，也不必细说——要紧的是第三句话。 用今天的说法，所谓“君子”，接近于“知识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立场，有品格的人——“君子”这两个字，也属于我们失忆的词语了——那么，“豹变”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说话是非常形象，非常准确的。大家在动物园里或电影里见过修长美丽的豹子吗？那一身好皮，无比精致，无比高贵，可是您要是见过刚养出来的小豹子，简直没法看，皮毛黏滞，浑独肮脏，像一团烂泥，哪里想到长大后会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君子豹变”就是说，你要想从丑陋到美丽，从幼小到壮大，从无知到有知，逐渐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你要慢慢地来，慢慢地规变……翻译成现在的话，大概相当于所谓“十年种树，百年育人”的意思吧，但这话给我们说滥了，依我看，古人许多话，远比今人说得漂亮，说得真确，。可是给今人忘记了。我就是因一位尊长告诉我这句话，这才知道，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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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排在鲁迅身后的郭沫若、沈雁冰，臣伏于“权力的批评”，交出“枇评的权力”，作了多次情辞恳切的自我批评，遂得存身。倔强如陈寅恪，选择沉默，但拒绝自我批评。而毛主席了不起，他没说要鲁迅先生“自我批评”——他懂得鲁迅，懂得什么叫作“批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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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与艺术家不应该彼此依附，彼此利用，而是彼此敬重，彼此仗义，彼此坦然。在我们暂时难以摆脱权力的催眠与困 扰前，请容我再说两句空话： 一、批评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请诸位批评家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必自我批评。 二、真正的艺术渴望批评。而每件作品第一位严厉的批评者，应该是艺术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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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同一位很要好的老师争论。他说，“美”是有客观标准的。我说不对，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光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再譬如花朵，根本是植物生殖器，时节一到，太阳底下开开来，结果人自作多情，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这不是人类傻，而是人类了不起。 他于是说，难道你认为维纳斯雕像不美吗？我说，那是艺术品，经过种种暗示，形成一种美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总是在变，往上古时代看，女裸体石雕奶子垂下来，肚子凸出来，是生育型的女体，古人觉得好看极了。往现代看，则西洋人恐怕也嫌维纳斯太胖一点，哪位女士真有维纳斯的腰围，连报名参加模特大赛的资格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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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另一巨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口。他们未曾离开本土。如果他们活在明代清代，会理所当然接受并欣赏中国留存千年的历史景观，但他们处在空前的现代化过程中，心理景观就出现剧烈的冲突，也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来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村建筑。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称为“迪斯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在密密麻麻金光闪闪的伪洋楼周围，是江南农耕生活的日常形态，养着鸡鸭猪狗。诸位再看看全国各地的乡镇建筑，广大农民再也不愿看见破砖烂瓦，不愿意整天看见泥土。他们用廉价的玻璃贴面或瓷砖墙瓷砖地装配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本乡本土住洋楼，至少局部实现他们心理上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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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大鸣放”，张奚若批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总结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既往”二字，就是指历史，“未来”二字，就是指西化。取张奚若这十六字来说今天的城市建设，照样准确，只是今天的高官层没有张奚若这样的人来说话了。 但毛主席当年怎么说呢？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 “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在这里，毛主席将中国整个历史简化为“小脚”和“辫子”，是典型五四运动的激进思路和激进话语，甚至和洋人看中国的角度一样。但毛主席下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值得好好琢磨。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 诸位想想看，北京什么地方？元大都是也，距今八百五十年。开封什么地方？汉朝的古都，距今两千多年。而青岛的房子昵？德国殖民者盖的。长春什么房子呢？日本和俄国殖民者盖的——毛主席是晚清光绪年间生人，到了1911年清朝覆灭，他十八岁，十年后参加建党，也才二十八岁。大家想想看，在一个渴望革命、立志建立新中国的青年农民心理景观中，北京开封的老房子，怎能和青岛长春的洋房比！而这种青春记忆，一直到毛主席六十多岁时还跟着他，使他说出这番话。 毛主席还私下对他的医生说：“我不是苏联派，我是英美派。”他后来要全中国大炼钢铁，“十五年赶上英国”，说明他在乎英美，他后来与苏联绝交，与美国握手，除了是冷战格局中的大手笔，还说明他私下说的是大实话。 大家不要忽略这些话：它证明毛主席不像后人评价的那样，是个湖南老土，拒绝去西方开眼界。至少，在最近公布的关于青岛长春的话，非常生动地说出了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心理景观”。用民间的俗话说，毛主席其实很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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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至上的西方，仅就建筑为例，我处处看到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纪律、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有城市建筑为证，我处处发现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掣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 “要之：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 有读者就来问我：什么叫作“行政景观”？简单说，就是我们城市景观真正的设计者，不是建筑家，而是各级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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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告诉我们：五十年前，情况早已一模一样。 以下是建国后初期北京的一段相关记录：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说得真是形象极了。原因呢，是早几年梁思成陈占祥二位提出中央机关全部设在公主坟以西，完整保留北京旧城的“梁陈计划”被中央全盘否定，于是大大小小行政单位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况下，开始了各行其是，大规模抢占地盘。请听听以下名单： 国务院机关占用礼庆王府。 国务院机关占用惠亲王府。 国务院侨办占用理亲王府。 全国政协占用顺承郡王府。 教育部占用郑亲王府。 外贸部占用廉亲王府。 卫生部占用醇亲王府。 解放军机关占用庆亲王府。 书中记载：“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跑马就占地’的现象。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了‘拨地委员会’。一位部队首长竟质问北京副市长办公室干部王子栋：‘你们要看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子栋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就给多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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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年到波恩走访贝多芬故居，才知道贝多芬老家上世纪也面临拆迁，怎么办呢，是波恩市本地有影响有地位的十几位大户发起保护组织，自己集资买下贝多芬老家，修缮复旧，至今向世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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