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徒步旅行和编程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从感受上说，它们都是探险活动。和这两拨朋友一道，我探索着新世界，前往那些甚至连大多数成年人都无法抵达的地方。和徒步一样，编程也适合我，因为它允许我定义自己似乎不受限制的成功标准，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我能跑多快或将球投多远。编写长而复杂的程序所需的逻辑思维、专注力和耐力，仿佛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徒步不一样，在这群朋友里，论编程，我是老大。
J. W. 和我的外祖父（也是一位银行家）搭设了一个财富与机遇的平台，这意味着我母亲在儿时几乎什么都不缺。她是一名好学生，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身边围绕着家人和一大帮朋友。周日是一家人外出野餐的日子，打发漫长夏日的方式是在她的祖父母位于皮吉特湾的海滨度假屋里游泳。在各种形式的聚会中，运动和游戏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一打槌球、玩沙狐球、掷马蹄铁是固定的保留项目，而且毫无疑问，我母亲要学习打网球、骑马，同时成为优雅的滑雪者。在马克斯韦尔家族，游戏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就相当于开展银行业务，J.w.曾写道，这两者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不断的练习，保持清醒和耐心，百折不挠并防患于未然”。
我父亲成了布拉曼家的一员，甚至他上学前班时就曾和布拉曼一家自驾出游，穿越整个美国去到了纽约。这是他那时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我父亲把吉米的父亲当成人生导师和榜样，在布拉曼先生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可以成为的那种人。连高中都没上完的多尔姆•布拉曼创办了布雷默顿最大的木材加工厂，他后来当上了海军军官，又当选为西雅图市长，最终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任运输部副部长。他亲手设计并建造了他家那栋独特的住宅。
我父亲曾带着崇拜的语气说，多尔姆“从来不认为个人发展会受限”。多尔姆将这种精神特质传给了布拉曼家的男孩和他率领的童子军军团成员。我父亲刚满12岁时就加入了这个军团。
我祖父和多尔姆都是辍学者，但他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截然不同，随后的人生际遇也大相径庭。我祖父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紧紧抓着他那些刻板的规矩不放；多尔姆不执着于欠缺之物，而是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可能性。我父亲更喜欢多尔姆看待世界的方式。
不过，这次世博会的技术乐观主义梦想必定影响了我。在那个可塑性极强的年纪，1962年，我接收到的信息十分明确：我们要探索太空、终结疾病，要让旅行变得更便捷。技术意味着进步，运用得当将为人类带来和平。那年秋天，当肯尼迪发表“我们选择登月”的讲话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看着这位总统向全美国人民宣告，我们需要充分运用我们的能量和技能，以创造一个锐意进取的未来。几天后，我们一起看了《杰森一家》的首播，它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有着飞行汽车和机器狗的未来的卡通版本。从沃尔特•克朗凯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日主持人）和《生活》周刊那里，我们获知了源源不断的新奇迹：第一台激光器、第一盘盒式录音带、第一个工厂机器人、第一块硅芯片。那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子，很难不对此感到兴奋。
这种潜能无限的氛围是我早年生活的背景，也是我母亲为我们设定的抱负。我父母在养育我这件事上付出了同等的心力，但行动则以我母亲为主导：她甚至把我家的钟表拨快了8分钟，我们都得按她的时间来安排日程。
从一开始，我母亲就对一家人的未来有宏伟的愿景。她想要我父亲功成名就，不只是金钱上，更多的是声誉。她希望父亲在帮助本地社区和其他民间团体与非营利组织时发挥作用。在我母亲的设想中，孩子们要在学业和运动方面出类拔萃，在社交领域积极活跃，而且无论做什么都全力以赴。她的孩子全都要上大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宏伟蓝图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支持型的伴侣和母亲，以及终将成就自己事业的社区贡献力量。尽管她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猜测她给盖茨一家设定的榜样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尼迪家族。20世纪60年代初，悲剧和麻奶还未降临到这个名门望族身上，俊美绝伦、卓有成就、积极活跃、体格健壮且身居要职的肯尼迪一家无疑是美国家庭的典范。（玛丽，马克斯韦尔•盖茨女士的好几个朋友都曾将她比作杰奎琳.肯尼迪。）
正如我母亲之前给学前班老师“打过预防针”，我与克里斯蒂完全不同。小学低年级时，我在家中就已经能独立阅读大量图书。我在学着如何自学，而且我喜欢那种能够迅速掌握新知识点的感觉，我在阅读中自得其乐。然而，学校给我的感觉却是慢悠悠的。我发现自己很难对正在学习的内容保持兴趣，总是走神。而当有些内容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时，我又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夸张地举手，或是大声喊出答案。我并不想捣乱，只不过我的头脑很容易便切换到一种不受约束的极度兴奋的状态。与此同时，我还觉得自己很难跟其他孩子相处。我的生日在10月底，这意味着我的年龄比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小，而且我看上去也的确如此，我又瘦又小，声音异常尖锐刺耳。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我总是很害羞。而且，我还有个爱摇摆晃动的毛病。
我父母从来不会在买书这项开支上犹豫。我家的传家宝之一是一套1962年版的《世界百科全书》，那是20卷红蓝相间的大部头，书页光滑平整，配有色彩绚丽的插图。我为书中博大精深的内容而倍感惊奇，那些分别绘有骨骼、肌肉和人体器官，叠在一起便正好组成完整人体的透明塑料插图页，尤其让人叹为观止。《世界百科全书》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从中了解到自然、地理、科学、政治和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门类的知识。差不多9岁时，我便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套书。每年1月，这套百科全书都会发行一本简要介绍前一年的历史性时刻的年鉴。当它寄到时，感觉就像一份迟来的圣诞节礼物。我也会一字不落地把它们读完。
通过阅读，我能找到针对各种问题的答案。当然，一个答案往往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越是深入挖掘，想要知道的东西就越多。我曾对企鹅非常感兴趣，可以说出阿德利企鹅在水下憋气的时长（6分钟）和帝企鹅的身高（4.3英尺）。有那么一段时间，火箭和桥梁令我心醉神迷。我画了无数幅与火箭有关的图画，上面的火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我还一张接一张地绘制自认为优美典雅的桥梁，那些桥又长又高，有着精致繁复的格栅和似乎十分牢固的桥塔。但在某一时刻，我意识到虽然它们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我并不知晓其原理。如何设计一座不会倒塌的桥梁？
如何制造一枚真的能飞起来的火箭？在我的想象与现实事物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让我深感苦恼。在我看来，自己的设计不过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幼稚的想法。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在打分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遵循的标准是A代表最高分，其次是B和C。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还需要为努力程度打分。你如果很努力，就能拿到1；付出中等程度的努力，可以拿到2；一点儿都不努力，就会得到3。当然，A1因此被认为是最高分。可是这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你真的很聪明，那你就能在几乎不努力的情况下拿到A，因此A3才应该是最高分。当我跟卡尔森老师说起这个配比优化的概念时，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交作业时，我总会说：“卡尔森老师，拜托给我打A3吧。”她以为我在耍宝，从某种程度上看那倒也不假，但说实话，高分值加低努力值的这个组合，对我来说的确才是最合理的。
卡尔森老师会借助教室前方的一台录音机来考我们乘法运算。坐在课桌前的我们低下头，手握铅笔，听一个男声读出测试题。“9乘12。”带着电路噪声的话音从喇叭中传出。每个人都会匆匆写下自己的答案。过了一会儿，声音再度传来：“11乘6。” 于是又是一阵奋笔疾书。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每道题都比别人答得快。我写下答案，抬起头，然后看到其他人还在写呀写、写呀写。有些同学甚至赶不上趟，嚷嚷着“等会儿，我还没做完呢”，而录音机里的那个家伙径自转向了下一道题。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同龄人强。对我来说，数学很简单，甚至很有趣。我喜欢它那种铁打的确定性。数学遵循基本的运算法则，你需要做的就是记住它们。为什么其他学生似乎就想不到这一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4乘4永远都等于16啊。
我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是理性的，而数学印证了这种观点。我开始明白，桥梁、纸牌游戏、人体器官或其他复杂的问题都有答案可寻，我只要动脑筋寻找答案，就有可能找到。我不能称其为觉醒时刻，我一直都是个爱想事的人，喜欢搜寻新的信息。此时，我对自己的智力越来越自信了。伴随自信而来的还有一种感觉，我认为隔在大人与我之间的智力屏障已经彻底崩塌。我父亲后来说这个变化发生得十分突然，他说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爱拌嘴，思想上咄咄逼人，不那么好相处的大人。大多数孩子都在青春期时叛逆过那么一段时间，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早进入叛逆期。那会儿，我大约9岁。在那个年龄段，孩子们都指望父母和老师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渐渐认识到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能给出让我满意的答案。
当我察觉到大人也有力所不能及的事之后，我们家的稳定因结遭到了破坏。根据我的逻辑推理，我如果能替自己拿主意的话，为什么还要听父母的建议，或许我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我开始质疑这一整套父母子女、长幼有序的行事规矩。为什么由他们来拍板做主？他们凭什么对我何时该上床睡觉、吃些什么、是否保持房间整洁说三道四？为什么我必须做那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我根本不考虑我父母为我提供了所用、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绪上的。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总是他们说了算，他们似乎就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
这个变化对我母亲的打击最大，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她通常都是我负隅顽抗的对象。对于那些在我看来充斥着她的控制欲的要求，我会一律加以反抗。
父亲成了夹在当中的那个人，每当我们母子之间的斗争陷入僵局，她总是会选择先行退让，等我父亲回家再说。于是，他白天在外面当律师，晚上回到家还要当法官。终于有一次，在我犯下了某个如今已不复记忆的过失之后，在又一次“等你爸回家再说”式的谈话中，父亲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必须尊重我们俩。”我不认同。什么叫尊重？为什么他们这么迫切地需要被尊重？我用尽所有的恶意，回嘴说：“没门儿，我就不！”如今，回忆起那一刻，我仍心如刀割。我当时知道我是个放肆无礼、自作聪明的小屁孩，但我才不会退让。相反，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的那片小天地。
我们三个孩子很清楚，我们的母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其他母亲都不会穿着正装奔波着参加各种会议，也不会在社交圈中那些律师、政客和生意人的面前大胆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三年前，贝蒂，弗里丹才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宣称女性需要的不只是家务，而且美国女性当时仍未开始在公司的职业阶梯上步步晋升。我母亲却想两者兼顾。后来，我和姐姐、妹妹聊起过我们对母亲的钦佩，以及因她而感到自豪，她居然有办法平衡自己的抱负和母职，尽管这是一件令人疯狂的事。莉比10岁时曾提名母亲参选本地的“年度最佳母亲”，她在提交的材料中写道，母亲除了“惯常保持着兴高采烈的状态”，还总是会陪她一起玩保龄球、打网球，亲临现场观看足球比赛。当然，当莉比赢得比赛时，母亲必定会把相关的报道文章剪下来，贴进自己的剪贴簿。
与此同时，父亲也大力支持母亲的雄心壮志，其力度当时在我看来是罕见的。那时，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对家庭角色的定义明确且清晰：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女性负责操持家务。我祖父曾将祖母和姑姑束缚在死板的传统性别角色上，我确定父亲想要避免重复他父亲犯过的那些错误。在我母亲保存的文件箱里，我找到了一篇父亲大学时写的文章，他在文中想象了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是被他称作“盖茨邦”的地方：“在盖茨邦，大们终将明白男性和女性除了生理构造，再无差异。将不再有人把“女人的归宿是家庭’这样的老话，以及‘男尊女卑”、‘养家爷们儿’和‘女子本弱’的表达当回事。在各项工作活动中，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地位•••专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的女性将和男性一样常见，男性将会把女性进入这些领域视作平常，而非异常。”
有人终于下定决心要纠正我尖细的嗓音。早在五年级时，我就开始在学校接受语音矫治。我每周数次前往驻校语音矫治师的办公室，学习如何拥有“熊爸爸式的浑厚嗓音”，练习舔着面包棒末端的花生酱发出字母“R”的声音。这在我看来蠢得要命，但奇怪的是我居然坚持下来了。这些疗程结束后，语音矫治师建议我父母让我留级一年，重读五年级。她好像说我是“智力发育迟缓”，如今，这是一个过时且带有冒犯性的词，但在那时，它会被扣在似乎无法融入班级的孩子头上。幸运的是，我父母并没有听取她的建议。一年后，另一位老师建议我跳一级。我当时想，如果这些所谓的专家都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才好，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的意见呢？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在堆成一片汪洋的书本和衣物中，也就这两样能看得清方位。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我母亲对此深恶痛绝，她一度对我扔在地上的衣物一律予以没收，我需要以每件25美分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于是我开始少穿衣服。
我独自待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有时读书，有时就只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我会一直赖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琢磨某个问题。我能听见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树叶在风中飞舞的沙沙声，天花板上传来的脚步声，然后想着这些声音是如何传到我耳中的。这一类谜题可以让我想上几个小时之久。后来，我在《生活》周刊上找到了一篇关于声音的文章，查阅了《世界百科全书》，还读了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
我惊喜地发现声音是一种振动，是一道受多重因素影响的波，这些因素中就包括声波所穿过的材料的密度和硬度。我最终将这一新知写成了一篇科学作文——《何为声音？》。老师却给我打了低分，因为我没有注意页面格式，写满了整整一张纸。这在我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关于这个话题，我有太多可说的内容，根本没必要操心那些无聊的细节。
只要稍稍付出一点儿努力，我就能在脑海中拼装起周遭世界运行的各种模型，无论是声音传播的方式，还是加拿大政府的内部运作机制（这是我另一篇报告的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积累的每一点知识都逐步增强了我的某种力量感，我感觉通过运用自己的大脑，我可以解决世界上最复杂的迷题。
母亲对我未来成就的期望更加多元化，她固执地坚持尝试让我全面发展，为我报名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常规活动。我打棒球，却因为可能被暴投击中而心惊胆战（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并不低，因为参加比赛的孩子仍在学习如何操控自己的手臂），于是半途而废。我和“大喇叭”一道穿着护具打了一个赛季的橄榄球，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并不适合我。就年龄而言，我的个头严重偏小，即便是在一群还要等几年才开始猛长的孩子里，我依然是又矮又小、瘦骨伶仃的那一个。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如队里的其他孩子，不好意思显出一副过于卖力且呆头呆脑的样子。我的动作不像他们那样灵活自如，甚至总是跌跌撞撞地前行，不能算走，但离跑也还差得很远。
事实上，我在沉迷于思考时是最自在的。
此外，尽管我胸怀大志，学习成绩却依然很差，与家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在这一时期，我有时会好几天不说话，只有在吃饭和上学时才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叫我吃晚饭？理都不理你。叮嘱我把衣服捡起来？没门儿。清理桌子？没啥好清理的。赶快上车一起去参加晚宴？我会报之以沉默。多年后，我父母跟记者说，有一次，我母亲试图把我从房间里拽出来，我当场就爆发了：“我在思考呢！你思考过吗？或许偶尔你也该试着思考一下。”尽管如今羞于提起这些，但这的确是真事儿。
有些日子，当父亲下班回家后跟母亲打招呼时，我很害怕听见他“咚、咚、咚”的脚步声。我能听见他们交谈时的低语，母亲讲述着那天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战争，或是我在学校里出现的问题。很快，父亲就会下楼来房间找我。他有时会动手打我，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我很清楚的一点是，打我的时候，他也很受伤。我还认为他并不总是认同我母亲严格的管教之道，但在养育子女这项事业中，他们俩是合作伙伴，因此父亲总是站在母亲的那一边。通常，他都会跟我谈话。父亲无须多费口舌，就能收到效果。他的存在、他说话时谨慎的措辞和低沉的嗓音，足以让我坐直了乖乖听话。他的样子很吓人，但尽管身材高大，父亲并不是以力服人的那种人，那种压迫感更多地来自他与生俱来的理性。父亲会以一种疏离的口气说：“儿子，你母亲说你的表现很糟糕。你知道，在咱们家，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我认为你理应接受惩罚。“这表明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我最好俯首听命。我们都觉得真正适合他的法律职业是法官，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通过这售谈话，我逐渐发现他是对的：我注定将赢得与我父母之网的这场假想之战。每过一年，我就会变得更独立一些。总有一日，我将自力更生。但从始至终——当下到未来我父母都会一直爱我。这是多棒的一件事啊，贏得战争又永远都不会输掉他们的爱。无须说教，克雷西博士便帮我看清了以下事实：（1）我父母爱我；（2）我不会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3）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其实是我的盟友；（4）认为他们做错了，是个荒谬的想法。
克雷西博士建议，与其浪费精力跟父母对着干，不如更多地专注于
获取那些将来踏入社会时能用得上的技能。
多年后，我才知道克雷西博士的童年颇为不幸，曾经遭受的身体虐待让他一直愤恨难平。二战后，他决定不再被愤怒的情绪掌控，转而将其毕生的精力投入传播爱的事业。他显然知道，我的问题和他儿时的经历及许多来访者的问题相比，实在是小事一桩。然而，他从不会看轻我所经历的一切。有一次，他跟我说：“你是个幸运儿。”我盯着窗外，没有答话，但我知道他说的对。
我能听到墙那边传来的喃喃低语，但听不清。克雷西博士在跟我父母交谈。我必须离开房间，让大人们私下交换意见。我父亲后来跟我转述了克雷西博士的话，“放手吧，”他对我父母说，“他终归会赢的。”我能肯定谈话的内容绝对不止于此，但那的确是谈话的要点：做出让步，避免强硬的态度，给孩子多一点儿自由。
当我父亲多年后回忆起那次会面时，他告诉我，他和我母亲当时你呆了，因为这个建议彻底浇灭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原本以为克雷西博士会为他们出谋划策，让我按部就班地走上正轨。做出让步看起来与失败无异，是那种无计可施时才会做出的选择。这对我母亲来说必定极其难以接受，她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不过，尽管我父母保持着一致的对外立场，但在养育子女这件事上，我父亲并没有那么较真儿。父亲很小就宣告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我认为他肯定能理解孩子特立独行的价值所在。只不过在他儿子身上，这一天来得有点儿早，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家的一位常客是我父亲的委托人之一、心胜病学家卡尔，埃德马克，除了曾主刀过西雅图最早的心胜直视手术，埃德马克医生还发明了一款创新型除颤器。这种仪器是一种急救设备，可以借助较强的脉冲电流使心脏恢复窦性心律。（早期的除频器使用交流电，想象一下插座的电流，它不仅会电击心脏，也会导致患者剧烈痉挛。埃德马克医生设计了一种使用低电压直流电的除颤器，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且便于携带。）他创办了菲康公司，开发并推广自己的发明成果。
在一次次的对话和家庭聚会中，我一点一滴地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全貌。父亲告诉我，多年来，埃德马克医生艰难地维持着他的公司，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最后到了可能要彻底放弃的地步。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埃德马克医生聘请了一位专业管理人员，为公司引入了市场营销的理念。
我父亲还受他所托，接触了几位外部投资人。菲康公司的产品销售量逐渐增加，利润率小锅上升，业务也有了起色。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让我了解到一个身兼医生和发明家双重身份的人如何通过制造仪器来挽救生命。
那一年，我创办了一个俱乐部，它基本上是我父母举办的那些社交聚会的少年版。由此可见，我的心理舒适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给这个俱乐部起名为“现代俱乐部”，邀请一群同年级的学生共同探讨时事。这个俱乐部有六名成员—一三个女生和三个男生，“大喇叭”也在其中。我们每个月会聚一两次，地点就在某个成员的家里，每个人都要轮流做东。我们一边喝果汁、吃曲奇，一边展开辩论。我早已忘记辩论的那些主题，但我们肯定讨论过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一些当日的紧迫问题。
湖滨中学创办于1919年，是一所专门招收西雅图富家子弟并为其日后升入大学做准备的预科学校。
湖滨中学安装了这台终端机后没多久，斯托克林老师写了一个包含无限循环的程序，这意味着若没人强制中断程序，它会一直保持运行。
这个失误花费了 100多美元——我们之前通过义卖筹集的经费。我不确定他后来是否再去过那个计算机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我会尽可能地用笔和纸写下程序，然后再去抢占上机操作的机会。我会让机器处于离线状态，以免产生机时费，同时输入语句，然后程序便会被打印在一卷1英寸宽的纸带上，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使用终端机旁边的拨号盘拨打电话，等待路由器发出蜂鸣声，确认我已经接入计算机。随即，我将纸带导入，在“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中，程序会以每秒10个字符的速度完成输入。最后，我会敲下“RUN”这个指令。在我周围通常都会有一堆学生等着使用计算机，因此，如果我的程序无法运行，我就必须退出登录，找个角落梳理排查到底是哪儿出错了，然后再排队坐等使用那台电传打字机的机会。
这个循环反馈的过程是具有成瘾性的，那种每次都能改进一点儿的感觉令人欲罢不能。编写程序对我来说是件得心应手的事，因为它得益于我的逻辑思维和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它也大大地满足了我总想证明自己的需求。
我有必要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如今，任何一家购买计算机系统的公司都能合理期待它可以运行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均经过全面测试的软件，但在1968年，情况并非如此。像数字设备公司这样的公司，以及包括 IBM 和 GE（通用电气）在内的竞争对手，都是靠硬件赚钱的，包括实际组装计算机用到的芯片、磁带存储驱动器和处理器、那个冰箱大小的盒子里的一切，以及与其连接的各种设备。相形之下，软件是一个成交后的附加品，价值极低，几乎可以免费赠送。即便在某位客户租用或购入计算机后，其操作系统（即控制这台计算机主要功能的软件）依然需要进行许多额外的测试和调校，才能应付日常高强度的使用。
那时大概是晚上10点，我父母都在楼上，克里斯蒂也在自己的房向里复习功课。我悄悄地推开卧室的窗户爬了出去，蹑手蹑脚地从露合下方绕到了房子的一侧。几分钟内，我就到了儿童医院，在那里搭乘从劳尔林斯特到巴拉德的30路公共汽车，可以坐到罗斯福街站，沿肴罗斯福街继续走4个街区，就是“C的立方”。从我从家出发到抵达，全程只需20分钟。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偷偷溜出家门，那年冬天和此后几年，我经常这么干。我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一道，搭乘30路夜班车回家。如果错过了末班车，凌晨2点左右，我只能步行45分钟回家，一路上在脑海中重写着代码，完全无视那些从酒吧和咖啡馆里冒出来的学生。似乎没人感到奇：为什么一个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孤身游荡在外？我双眼紧盯着前方的地面，在第45街右转，然后一直走到我家所在的社区。如果想要沿途欣赏一下风景，我会选穿过华盛顿大学校园的路线，再经过“大喇叭”家旁边的巨型垃圾填埋场，一路上坡走回家。我蹑手蹑脚地从后院进入，再小心翼翼地从窗户钻进自己的房间。睡上几个小时后，我的耳边便会响起母亲的歌声：“早上好呀，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呀！〞
自从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他们对我越来越宽容，但他们依然不可能允许自己13岁的儿子那么晚出门。克里斯蒂知道这个秘密，我很感激她从来不会打我的小报告。我一向不是一个能早起的人，但我不相信我母亲没有注意到我比往常更爱赖床了。
这段免费使用计算机的时光何其不同寻常，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那时只是几个半大小子：肯特和我还在上八年级，
15岁的保罗和里克也不过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们此前都没有真正的计算机操作经验。莫妮克•罗纳的儿子认为，他母亲儿时给抵抗运动打过掩护这一非同寻常的背景，让她对年轻人特别有信心，她知道他们能够担起责任。我能想象，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投身于技术领域的女性，她肯定被忽视过许多次，被人认定为难成气候，屡遭轻视。我愿意相信，她对我们的支持是为了保证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见过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曾对我描述说，爱上各自选定的领域后，他们必然要在一段时间内艰苦而专注地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间，最初的兴趣逐渐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技能。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一书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指出，无论是作曲还是打网球，都需要经历10000个小时的刻苦练习，才能达到高超的技术水平。马尔科姆在书中还把我列为软件行业的例子。我想为他提出的这个法则再贡献一点：倘若没有那段幸运的免费上机时间——我最初的500个小时，那么接下来的9500个小时或许根本就不会存在。
情况经常是这样的：肯特和里克回家很久之后，保罗和我依然逗留在终端机前。只有在赶着吃口东西或是去街口的海王星剧院看电影时，我们才会短暂地停下来。这段时间实打实只有四个月，劫塑造了我未来几十年的工作风格。在不受成本和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我会进入完全忘我的状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一段程序后，我就能让计算机运行它，即时给我反馈，让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尝试一下，看看能否奏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换个不同的方案再试一次。计算机的运作机制有点儿像老虎机，它以随机的方式给你一点儿甜头，让你深陷其中。
但计算机所给予的让我持之以恒的回报并不是游戏币，而是确认我写的那些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能不能增加收到回报的频率？这个思维游戏令我着迷。
我们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变通方案，每天工作结束时会有一个人负责倒垃圾，在那些垃圾中有一些用过的计算机纸。这些幅宽15英寸、两侧带有穿孔的计算机纸上，打印着“C的立方”的工程师们当天编写的代码。
这一行行代码是不完整的，不过是以点阵形式呈现在页面上的一些零碎的想法，而且纸张本身有时皱皱巴巴的，甚至破损不全。某天晚上，公司员工全都下班回家后，保罗和我跑到办公楼的后面，想看看能不能从垃圾转运箱里翻出些什么。保罗把我托举起来，抓着我的双腿，而我探身进去翻捡当天的垃圾。那里面有一次性塑料杯和剩饭剩菜，还有扭曲盘绕着仿如被打开的双螺旋般的纸带，这一切都混在了一起。我们的第一次探险收获不多，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寻宝。保罗个头儿更高，也更壮实，于是他总是在下面托举着我。我体重较轻，也更灵巧，所以我负责钻进去寻宝。
某天晚上，在垃圾转运箱里寻宝时，我们发现了一叠厚厚的纸，上面写满了一列列数字和简要的命令，如ADD、SUB、PUSH和POP。我们把它们带回办公室，平铺在桌子上。中奖了！这是PDP-10操作系统的部分指令，这些指令（源代码）是不对我们开放的。我们找到的是加密代码，需要对一行行代码进行反向破解，才能搞清楚它们是干什么用的，这些皱皱巴巴且沾有咖啡溃的纸张竟是我们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东西。
信息科学公司的一个客户是管风琴制造商，它希望将该公司的薪酬管理系统自动化。信息科学公司请我们为其免费编写这个程序，理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们起草了一份合同，讲定了项目范围，鼓励我们“在程序设计中充分发挥创造力”，并定下了1971年3月作为最后完成期限。
邦纳维尔电力管理局主要通过水电大坝来发电，工作的难点在于让波动的电力供应与波动的电力需求相匹配。他们一直以手动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工人们靠打电活沟通，发出“提商这座水坝的电力输出”或是“降低那座水坝的电力输出”的指令，随即转动旋钮进行调节。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个过程计算机化。
我很为自己能够快速写出代码和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而自豪。我能想象，当邦纳维尔电力管理局的资深专业程序员们看到我这个从果珍瓶子里直接挖速溶饮料粉吃、把舌头都染成橙色的小屁孩夜以继日地集中火力狂敲代码，他们会作何感想。我在那年春天打破了自己连续工作的纪录，有一回，我差不多100个小时没离开那间地下的“时间隧道”控制室，这意味着我近四天没洗澡，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一天早上，我走进去后看到办公桌上有一页打印稿，上面是我前一天晚上编写的代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蓝色的批注。有人把它核对了一遍，然后像小学老师一样改正了我的作业。事实上，还不止如此，这个人把它彻底打散重组了一遍，不仅改正了培法错误，还修订了我组写的这段代码的整体结构和设计。通常，我的第一反应会是为自己辩护，如果在湖滨中学有人試图对我的代码指指点点，我会立时回击：“没可能。你错了。”但这一次，当我坐下来一边阅读批注一边研究代码时，我心里想的是：哇，这个家伙改得太对了。
这个人就是TRW 派来拯救这个棘手项目的程序员约翰•诺顿。年近不惑的约翰个子很高，留着利落的黑色短发，我后来发现他以擅长编写高质量的代码和犯过一次灾难性的错误而为人所知。约翰在快30岁时曾负责开发一款软件，它被用来控制 1962年发射的“水手1号”探测器的一个关键部位。这架原计划飞往金星的探测器被载入了史册，缘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它升空后的几分钟内就不得不将其摧毁，因为地面控制人员意识到它的雷达系统不起作用。问题的源头是一个小故障，很可能是因为约翰•诺顿负责的计算机代码中漏掉了一个符号。有传闻说，诺顿被这个错误折磨了很久，他剪下报纸上关于“水手1号”事故的一篇报道，整整齐齐地折好放进钱包贴身携带了好几年。
在编写计算机代码这件事上，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昼警夕惕、精益求精的人。他发回给我的修改代码中，经常有我闻所未闻的神来之笔。他沉静而充满自信，总是专注于摆在面前的工作。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成就，而是要把自己所知分享出去，把工作干得更好，确保项目的成功。
俗话说得好，你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更多。尽管听起来老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到那一刻为止，我花在思考代码和语法上的时间恐怕比每个同龄人都多。但诺顿将我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在他的严格督导下，我不仅学到了如何编写更好的代码，还习得了关于自我认知的重要一课。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为什么我在编程这件事上这么狂傲？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优秀，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近乎完美的计算机代码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
薇姬和我们班上的其他人决定举办一次班级舞会，这还是湖滨中学与圣尼古拉斯女校合并后的首次舞会。我们计划低调行事，只邀请班上的同学，不会大肆宣扬。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开口邀约薇姬做我的女伴的好机会，就算不成功也无所谓。舞会前几天的晚上，我鼓起勇气给她打了电话。每一次拨通时，听到的都是忙音。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着她的电话，一度甚至挑战自己用脚趾来拨号。最后，在晚上10点左右，薇姬的哥哥接起了电话，他把她从床上叫起来接听。
“喂。”
“薇姬，我是比尔，比尔，盖茨。”我记得自己补充了这一句，尽管我很确定她已经从标志性的小尖嗓中听出了我是谁。我告诉她，我整晚都在试着给她打电话，却一直接不通。我说我甚至试过用脚趾拨号，尽管这或许并不是证明自己是个潇洒迷人的约会对象的最佳方式。我拐弯抹角地问：“你周六晚上有什么活动？”
“哦，我想我会去班级舞会吧。”她说。
“嗯，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明天答复你行吗？”薇姬解释说，她希望有个男生会开口约她，如果他没约的话，她会接受我的邀请。第二天，在湖滨中学的方庭里，薇姬向我通报了最新进展：她的意中人发出邀请了。薇姬的处理方式充满善意且贴心，她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她只把我当普通朋友看。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从被拒绝的难过中恢复过来，那之后，我有一阵子都不敢暴露自己的软肋。不过，我还是去了班级舞会，和一个很酷的高三女生玩得很开心，虽然我疑心我俩都不过是彼此的“备胎”。
那个夏天，关于一个人如何成为某一方面的顶尖高手这件事，我想了很多。诺顿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他在天赋和职业素养这两方面都无与伦比。我试图理解到底是什么让他与其他程序员如此不同，要怎样才能超出其他人20%？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后天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要一直保持专注，务求做到今天的表现比前一天更好，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
我在编程这条职业道路上发展得挺不错，以至于 TRW的那些家伙试图说服我放弃读大学。何必费劲读个本科学位呢，他们说。这些人怂恿我直接跳到研究生院，学习计算机编程，然后在数字设备公司找份工作。
“你属于这里，”一个程序员说，“你就该回到这里，和那帮家伙一起工作，决定下一版操作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保罗已经做好放手一搏的准备。那天初夏，他鼓动我放弃哈佛大学。他说，他会延长自己的休学时间，我们可以创办一家小公司，就像数字设备公司那样。先把这个还不成熟的交通流量计数器做起来，开发一个单用途计算机，然后扩大规模。我们可以成为顾问公司，为邦纳维尔电力管理局这种有意思的项目工作，同时投身英特尔公司刚刚推出的那个规模庞大的微处理器领域，为其开发软件。
我故意大唱反调，指出他的许多点子和技术设想至少在近期内不合商业逻辑，以及我为什么这么认为。我也没有被他描绘的创业计划说服，不认为这些机会的引力大到是以让我放弃大学深造计划。不过，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被跳过本科直接攻谈研究生的建议打动了，甚至以此鼓动了一下我父母，他们不为所动。事实上，我真的很想上大学，我想趁这个机会掂一掂自己的分量，和其他来自湖滨中学以外的那个广阔天地的聪明孩子比试一番。
我当时的观点是，世界上的种种进步都源于个体的推动。在我的想象中，这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孤独天才—单干式的科学家，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知疲倦地辛苦耕耘，奋力向前，直至实现突破。我们在排课程序开发上取得的成功让我浅尝了那种滋味，即便在该软件交付完工几个月后，我依然能因整个项目而体会到深切的满足感。一旦被转化为计算机代码，一个数学证明就能为数百人带来福祉。从大局来看，这当然只是个小小的成就，但它满足了我对自己如何能够有所成就的想象。
我想数学可能是一条路，我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大脑，去解开一道世纪数学难题，或是想出一个可以改善生活的科学解决方案？虽然这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但我还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围绕者这个单干式科学家的世界观，我和保罗动不动就会展开一场辦论。在他看来，世界的进步是通过合作实现的，需要聪明人组成不同的团队，为共同的目标而把劲往一处使。我视爱因斯坦为楷模，保罗都认为曼哈顿计划才是典范。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化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最终定义了我们俩的未来。
在当时的学术圈，计算机大致上还不被视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在大多数高校，计算机科学专业通常隶属于历史更悠久、广受认可的院系。比如。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便是工程与应用物理学系的一部分，该系引以为傲的专业是流体力学，一个建立在几个世纪之久的数学传统之上、为描述鸟类飞行和血液流动原理而形成的领域。计算机科学或许是研究这些现象时好用的工具之一，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等量齐观。通常而言，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会选择应用数学或工程学专业。还要再过10年，哈佛大学才会开设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学位课程。
然丽，在第一学期的后半段，我却变得迷茫起来。我从一个小学校来到哈佛大学，我所在的那个高中毕业班甚至不足90人。在湖滨中学，一旦我找到方向站稳脚跟，很容易就能出类披萃，得到认可。此外，教师、教务管理人员和支持我的父母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群，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异类、一个脑子聪明但手脚笨批的小孩，需要被人时不时地推一把（比如，选修戏剧课）或是开个后门（没问题，你可以休学一个学期去工作）。，在哈佛大学，我就只有我自己，在一个大得多的池子里孤独地游来游去。每个人高中时都是班级里的尖子生，每个人都知道怎么脱颖而出，而且每个人都奋力要成为最优秀的学生。
当我身处有机化学课的课堂时，这种感觉最为强烈。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几百名学生之中，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下定决心要在班级里名列前茅的医学预科生。对他们来说，这是成为医生的漫长道路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而我之所以选这门课，只是因为喜欢莫里森博士教的高中化学，有机化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尽管我并没有进入医学院深造的打算。在那间巨大的教室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前方教授侃侃而谈，大部头的教科书摊在大腿上，同时灵活地用课件中的彩色小球和连接棒拼装分子结构模型。这景象实在有些恐怖。
开学几周后，我就不再去上课了。按照我的理性分析，既然总成绩是基于期未考试得分来计算的，那我只需在学期结束前把所有东西都学会就行了。此外，鉴于有机化学的大课会被录像，可以在科学中心借阅，那我光是看这些录像便足够了，没必要到场听课。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棒的传统叫“阅读期”，它给学生将近20天的复习时间，专门用于备战期末考试。我想赌一把，如果自己在阅读期振作起来拼一下，把功课温习一遍，把录像看完，像我这样一个擅长考前突击复习的高手，应该也能考得不错。毕竟我这人最厉害的一个本事就是切换到高度专注、疯狂自学的模式。
无法在那门课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事实迫使我重新思考对自己的定位。我一直深信自己就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学生，卓尔不群的地位是一个铠甲，藏起了我的不安全感。直到那时，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才会觉得有人在我认为重要的智力活动中比我明显棋高一筹，而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如饥似渴地向他们求教学习。这次完全不同了，我意识到尽管我拥有出色的数学头脑，都欠缺那种让杰出的数学家脱颖而出的洞察力。我有天赋，但没能力呈现根本性的发现。我能看见自己
10年后可能的样子：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但不足以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我不会成为另一个约翰•马瑟，不可能在触及宇宙深层奥秘的数学领域内工作。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那年冬天，在安迪和吉姆的套间里闲聊时，他们向我吐露说自己也感到迷茫，也处于某种精神危机之中。二人都视马瑟教授为自己坚持走纯数学道路的楷模。马瑟教授极其优秀，但似乎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远离一切具体事务。尽管我们当时无法预知，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安迪就对纯数学丧失了热情，大三时休学了一个学期，最后以应用数学专业毕业。（他后来拿到了法学学位，成为华尔街的税务专家。）吉姆毕业时拿到了物理学学位（他最终成为康奈尔大学一名成就斐然的物理学教授）。彼得•加利森是我们Math 55学习小组中的另一个伙伴，他也经历了同样的梦醒时分。对他来说，纯数学就像是最极致的艺术，他能欣赏米开朗琪罗的经典作品《大卫》、但他永远都不可能创造出如此近乎完美的作品。要成为一名纯数学家，意味着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米开朗琪罗。（被得日后成为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科学史教授，就执教于哈佛大学。）
我将应用数学申报为主修专业。在上一学年和我的对话中，我的新生学术顾问解释说，鉴于数学可以被应用于普天之下的一切事物，而且哈佛大学选课目录上的每门课基本上都会涉及数学应用，我完全可以借此自由探素。在他的帮助下，我发现应用数学专业其实就是一张百搭卡，它是一个让我可以单纯基于兴趣而选修一大堆课程的专业。在我就读于哈佛的那些日子，我将反复打出这张百搭卡，证明我为什么必须上语言学、刑事司法、经济学及英国历史课。对一个杂学旁收、贪多嚼不烂的家伙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专业。
对于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这种作死玩法，我故意要搞得尽人皆知。我会逃掉本专业的组合数学课，整个学期都在一门超级有趣的心理学课的课堂里旁听。到了两门课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它们居然在同一个礼堂中同时进行，我在心理学课上交的那些朋友看见我坐在一群数学呆子中间，还以为我犯了致命的错误：“你坐错地方啦！”
我必须承认，这是在演戏，部分原因在于我一直有种证明自己的需求：我希望在别人的眼中，我是聪明且与众不同的。还记得我在湖滨中学买了两套教科书那件事吗？这是同一种心理在作祟，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我并没有真的付出努力，尽管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努力。我又回到了用装作若无其事来掩饰不安全感的老路上。
因为保罗对计算机硬件情有独钟，他的点子通常都围绕着建造某种创新型计算机而展开。他想出来一个很棒的主意，即用某种技术将计算能力不那么强的廉价芯片串联为一个强大的、被他称为“位片计算机”的处理器。但他的问题是，我们能用这种位片技术跟 IBM 抢生意吗？数字设备公司10年前这么做过，当时，一台业界领先的IBM System/360计算机主机的价格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甚至更多。我花了些工夫研究这台IBM 计算机的细节，以及保罗的“位片计算机”概念。第二天晚上出去时，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个想法能成。我们或许可以仅用2万美元就造出一台与 IBM System/360性能相当的计算机。
不过，他很清楚，我对制造硬件这个想法越来越不感兴趣。计算机制造这门生意在我看来风险太大，我们必须购买零部件，花钱请人组装机器，还要寻找大量的储存陈列空间。再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可能竞争得过IBM 这样的大公司及飞速崛起的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呢？
一次又一次，我和保罗共进晚餐时的谈话会转移到软件问题上。软件与硬件不同，没有线路，也无须工厂。编写软件所需的只不过是脑力和时间，而这正好是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让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优势，我们甚至可以引领方向。
“我都不知道我和他们谁更吃惊一点儿！”在Aku Aku餐厅举行的庆功宴上，保罗一边啜饮着他的无酒精鸡尾酒，一边说道。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我们的软件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计算机上完成了2+2的壮举后，该公司总裁目瞪口呆，随后大喊：“天哪，它得出了4！”
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居然首次亮相就完美运行，这让保罗很震惊。与此同时，爱德华•罗伯茨和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总工程师比尔•耶茨发现他们的计算机居然真的有用，这让他们当即愣住了。
在简单的加法测试后，保罗希望炫一下技，亲眼看看我们的程序到底能做些什么。耶茨递给他一本《101个BASIC 计算机游戏》，保罗从里面选了一版登月游戏，输入计算机。在湖滨中学时，我们学过为这个简单的基于文本的游戏编程，它模拟了一艘间波罗月球着陆器反推火縮的控制装置。玩家需要在月球着陆器自由下降时为其减速，从而在热料耗尽前平稳地实现月球软着陆。那天，在那台牛郎星计算机上，它第一次就运行成功了。
爱德华、罗伯茨欣喜若狂，他把保罗请进了他的办公室，开始商讨业务。
看到那篇关于牛郎星计算机的文章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从爱德华那里，保罗获得了更多有关这家公司的信息。
20世纪60年代末，爱德华创办了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它最开始以制造模型飞机遥控信号发射器为主营业务，后来转为制造电子计算器套件。随着芯片的计算能力不断增强、成本不断下降，以该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公司闯进了可编程计算器套件市场。爱德华投下重注，通过借贷来投资旗下的计算器业务，然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美国经济衰退，结果损失惨重。1974年春，当英特尔公司发布8080处理器时，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正处于危机重重的境地。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爱德华将这款芯片视为救星，他凭直觉判断廉价的多用途计算机套件会有市场。于是，他追加了贷款金额，启动了这项牛郎星计算机业务。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能从这种放手一搏中学到一些东西。爱德华听说《大众电子》正在为1月刊寻找当期特别推介的计算机，虽然他当时还拿不出原型机，甚至连一张详尽的示意图都没有，但他还是向杂志社毛遂自荐，并对编辑保证文章刊出时肯定能造出一台廉价的计算机。杂志社的编辑同意了。爱德华手头的确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跟英特尔公司签订的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假如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买进一定数量的芯片，英特尔就会提供大幅度的折扣。折扣后的单个芯片价格约为75 美元，而当时的市场零售价高达375美元。正因如此，微型仪器和通测系统公司才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销售牛郎星计算机，而普通人光是购买作为这台计算机大脑的芯片，就要支付差不多的费用。
微型仪器和通测系统公司造好了一台原型机，然后将其打包托运到纽约的《大众电子》杂志社，但是没有寄到，而且再也没能找到它。在杂志1月刊的图片中亮相的那台牛郎星计算机只不过是个空壳子，是微型仪器和逼测系统公司临时拼凑起来供摆拍用的冒牌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台计算机的前面板是用纸壳箱做的。
报道刊出三个月后，几百人寄来了面值400 美元的支票，希望购买一台牛郎星计算机。面对洪水般涌来的订单，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根本无力招架。保罗说，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已经变成组装流水线，员工们把牛郎星计算机的所有零部件塞满包装箱，然后封包交寄。显然，销售量将远超爱德华最初预测的几百台。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爱德华赌对了：他的公司将成功翻身，重获新生。
在爱德华的办公室里，他告诉保罗，他想要马上获得这款BASIC解释器的软件授权。我们的软件可以让牛郎星计算机变成一款有实际用途的计算机。爱德华知道，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刺激需求。“他说我们可以随后再商讨合同细节。”保罗对我说。晚餐桌上，我们详细讨论了应当写入合同的条款和应当收取的费用。
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合伙公司起个名字。直到那时，保罗和我一直自称为Trafo-Data 公司，寄出的每封业务信函，我们都会使用这家公司的抬头信纸。但我们想把交通流量计数器的业务和与微型计算机相关的新业务区分开。“艾伦与盖茨咨询公司”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我觉得我俩有可能被娱认为是律师。而且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够大气、像个小作坊，我们想要一个更正式的名字，就像我们的榜样数字设备公司那样，数字设备公司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有种巨头的气势。给公司起一个那样的名字，人们或许更容易把我们当回事。毕竟，对两个仍在摸索前行的年轻人来说，能被人严肃对待似乎就已经是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了。保罗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既然我们为“微”型计算机编写“软”件，何不将这两个词合起来呢？我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便有了自己的名字——微-软（Micro-Soft）。
6月，我飞到旧金山，与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一群员工和“蓝鹅”同行数日，并拜访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和其他计算机爱好者团体。
我还是第一次身处硅谷，“硅谷”这个名字几年前才随着仙童和英特尔这些半导体公司的迅猛发展而被人们广泛使用。此行让我获益匪浅，我见到的许多爱好者，他们都是以一种反正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牛郎星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这个整体概念的。廉价或免费的计算机正符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嬉皮士时代精神，这种个人计算机象征着大众的胜利，一直将计算权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垄断性大公司和建制派势力也因此遇到了挑战。即便一些工程师任职于洛克希德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或惠普等大型电子公司，他们对技术的热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倡导社会变革和思想自由流动的意识形态。
25年后，一名记者将会把在凯悦嘉寓酒店度过的这一晚上形容为“某人偷走比尔•盖茨的软件的一天”。当时，酒店的会议厅里挤进了大约200人，其中包括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一名员工展示牛郎星计算机时，有人把手伸进一个纸箱，拿走了一卷4K版BASIC的备用纸带。我几乎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更别提是否注意到代码丢失了—一甚至几个月后才知道。这卷纸带最终落到了一名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的手中，此人迅速制作出70多份软件纸带拷贝，在俱乐部的聚会上分发，并鼓励大家制作更多的拷贝。几周内，数十份——也有可能是数百份——4K版BASIC 拷贝便散布得到处都是，比我们完成原计划销售的版本还早了几周。
秉承新生的个人计算机世界的嬉皮士精神特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软件应当是免费的。软件应当是可以从朋友那里拷页得来的，可以公开共享，甚至偷也无妨。在很大程度上，这就像当时音乐界的情况。有多少布鲁斯：斯普林斯延的歌迷在那年夏天买了《生为奔跑》那张专辑，就有多少人从朋友那里借来将其转录在磁带上而不用花一分钱。
硬件就不同了，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就摆在你的桌子上，你能听见散热器转动时发出的嗡嗡声；把手放在机箱上，怀能感觉到电源释放的热量；把机箱盖打开，你能看到那些微小的零件，整整齐齐地和微处理器焊接在一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极其敏感的设备，必须在无尘车间里制造完成。与之相对，软件是虚的，不过是一些谁也看不见的以比特计的信息，存储在磁带上，或是以难于索解的记号形式存在于一卷纸带上。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看到某个人曾花费了数千个小时来进行设计、编写和调试，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令其得以正常运行。而且，既然软件一直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不能拿来转送他人呢？
但是保罗和我想要构建一种商业模式，在许多次深夜畅谈之后，我们坚信随着个人计算机变得越来越便宜、走入大小企业和千家万户，对高质量软件近乎无穷无尽的需求将随之产生。即便是在为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开发第一版 BASIC 时，保罗和我也在探讨人们可能会需要的其他种类的个人计算机软件。我们可以打造一些编程工具，比如代码编辑器，再比如 FORTRAN 和 COBOL 这些常用语言的版本。数字设备公司的PDP-8小型计算机和牛郎星计算机一样内存有限，在研究了前者运行的操作系统后，我很确定我们也能为个人计算机开发出一整套操作系统。有朝一日，如果一切如我们所愿，微-软将成为一家“软件工厂”。
我们会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它们会被视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而且如果事情的进展真的特别顺利的话，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拥有一支大规模团队，有一批技术高超的程序员为我们工作。
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们目标是什么，我或许会详尽描述这个软件工厂的愿景，也可能只是简单地说上一句：我们希望让自己的软件运行于全球每一台个人计算机上。我得到的不是白眼，就是忍俊不禁的表情。
继英特尔之后，一大堆芯片制造商迅逮采取行动，奋起直追。摩托罗拉、仙童、通用仪器、西格尼蒂克、英特矽尔、美国无线电公司、罗克韦尔、西部数据、国家半导体、MOS 科技、德州仪器等公司都在制造和英特尔8080相似的8位微处理器。这些芯片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个人计算机的大脑。每当有新款芯片发布，保罗都会找一篇附带其规格参数的技术类文章，然后我们会就此展开讨论，决定是否值得花时间为其编写软件。
我们举目四望，看到的是一个行业的种子正在遍地萌发。4月，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和他的朋友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创办了处理器技术公司，这家公司最初的业务是销售适用于牛郎星计算机的扩展存储卡，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开始销售自有品牌的计算机So1-20。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梅伦1974年年底拜访《大众电子》的纽约办公室时，碰巧看到了那台即将发布的牛郎星计算机仿真机，他大受震撼，改签了返程的飞机航班，中途在阿尔伯克基转机，只为见爱德华•罗伯茨一面。
很快，梅伦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朋友便开发出了牛郎星计算机的多种附加装置，比如数字摄像机和操纵杆。不久后，他们还推出了一款名为Z-1的微型计算机。（他们公司的名字 Cromemco 是从斯坦福大学一栋宿舍楼的名字“克罗瑟斯纪念大楼”变化而来的。）
受到牛郎星计算机及其使用的英特尔 8080处理器的启发，惠普公司的工程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购入了一个MOS 6502处理器。使用这个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微处理器，沃兹尼亚克很快就自行造出了一台计算机原型机。和许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一样，沃兹尼亚克的动力来自工程设计所带来的刺激，以及能够造出某些可以与俱乐部分享的作品的自豪感。但当他的朋友史蒂夫•乔布斯看到这台原型机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乔布斯刚刚回到美国，那之前，他在印度旅居了七个月，据其后来所述，此行的目的是寻找自我。不到一年时间，乔布斯就脱掉了橘黄色的禅修长袍，重新蓄起头发，并且说服沃兹尼亚克，其在计算机方面的爱好可以变成一桩生意。没过多久，他们就为自己创办的公司起名为苹果，并且开始销售旗下的第一款计算机—一苹果I。
我父母原本期望我能在西雅图度过夏天，像前一年夏天那样，在华盛顿大学选修一两门课。我却跑到了新墨西哥。此外，我很快便会告诉他们，我打算休学一个学期，留在阿尔伯克基。我父母颇感忧虑，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并未大力阻挠。或许在校务委员会给予我“警告”后，他们觉得暂时休学对我有好处。到冬天时，他们或许已经做出判断，认为我对软件行业的初步尝试有可能戛然而止，但也有可能转化为一项副业，当我重返校园、继续读完学位课程时还会接着干下去。
与此同时，我再次投身于 BASIC的编写。除了修改4K 版的程序错误，我们还计划再推出8K版本和被我们称为“扩展版BASIC”的12K版本。如果把我们比作小说作家，那么4K版BASIC 就是我们的故事大纲，仅对整个故事进行了概要介绍。8K版加入了更多层次的内容，有更激动人心的动作场面，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扩展版则是小说的完整草稿，在计算机领域，这意味着它拥有 ELSE 语句和双精度64位变量，这些都是编写更高级的程序所需的功能。
我经常在夜里离开我们的公寓，走去柯特兰空军基地周围平坦笔直的街道上，长时间地散步。这里在夜间十分安静，是散步和思考的完美地点。有时候我会琢磨代码编写的问题，但通常都是在考虑我们关于微一软的各项计划。1975年12月，在飞回西雅图和家人过圣诞节前，我一边走一边回想创办微一软以来这八个月的时光。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使用我们开发出来的软件，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但是，我担心我们过于依赖向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收取的特许使用费，也担心太多人选择使用旧的、从别人那里拷贝的 BASIC版本，而不是花钱向我们购买最新版本。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每售出的100台牛郎星计算机中，只有10台包含我们的软件，而这都拜猖獗的盗版所赐。一个评估我们当时现状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那一年，微一软的应税收入只有16 005 美元，其中还包括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付给我们的3000美元预付款。至于未来的业务，我们的确建立了大量人脉，也达成了一些有希望的销售意向，却未能谈成任何交易。
我选了一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史课程，然后靠着我的应用数学专业这张百搭卡，混进了代码为 ECON 2010、专为研究生开设的经济理论课。还有一个本科生选了这门课，他是数学专业的史蒂夫，鲍尔默。
上一年，一位同住柯里尔楼的朋友建议我跟住在楼下的一个家伙见一面，他说：“史蒂夫跟你特别像。”那时，我已经可以一眼认出和我一样能量四溢的同类，“大喇叭”和肯特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史蒂夫：鲍尔默的旺盛精力超出了我以前认识的所有人。大多数住在柯里尔楼的男生都是那种喜欢数学和科学、性格内向的“书呆子”，他们的社交生活无非是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玩街机游戏《兵》或打扑克牌。史蒂夫不是这种类型，他是那种罕见的兼具脑力和体力的全能型人才，而且和人打起交道来毫不费力。在校园里，史蒂夫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活跃的，他掌管着
《哈佛深红报》的广告业务，担任文学杂志的负责人，还管理着一支橄榄球队。
那年秋天，我去现场看了一场比赛，在看台上，我亲眼见证了场边的史蒂夫如何像场上的哈佛球员一样，精力充沛地走动跳跃，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随着整个团队而动。你能看出来，史蒂夫对自己所扮演的球队经理这个角色是认真的。旁观者很难不被他蓬勃的生气所吸引。史蒂夫帮我打开了社交圈，通过他，我被提名加入了狐狸俱乐部。这是一个只接纳男性成员的组织，经常举办需要身着宴会小礼服并戴黑领结才可出席的聚会，拥有对外保密的握手仪式，并且奉行各种古老的规则与仪式。我通常都会对这些敬而远之，但鉴于史蒂夫是俱乐部成员，我也就同意了参与入会评估，并且最终被接纳为其中一员。
回到阿尔伯克基，我告诉保罗，我打算跟他按64%和36%的比例分配公司股权。他表示反对，我们吵了起来，但最终保罗做出了让步。如今，我为当初强迫他就范而深感不安，但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分配比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微软公司需要我们各自做出的贡献。保罗和我在2月初签了份协议，将此事正式确定下来。（三年多之后，这部分公司股权在我试图说服史蒂夫，鲍尔默放弃商学院的学业、加入微软时再次发挥了作用。
作为激励，我将这额外的4%股权作为史蒂夫薪酬待遇的一部分。他于1980年加入微软，成了我需要的那个每天24小时处于工作状态的搭档。）
展会的第一天，我正跟一群人谈起我们的扩展版BASIC，但通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了一个帅气的男子，他和我年龄相仿，留着黑色长发，短胡茬修剪得干净利落，穿着一身三件套西装。他和我之间隔着几个展位，正跟将他团团围住的一群人谈笑风生。即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能察觉出这个人身上那种独特的气场。我嘀咕道：“那家伙是谁？”就是在那一天，我见到了史蒂夫•乔布斯。
尽管规模比其他许多公司都要小，苹果公司却特别引人注目。那时，让苹果和乔布斯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经典的那种独树一帜的感觉已分外明显。在展会上，他们发布了苹果I。优雅的米色机壳让它更像是一款精工细作的消费电子产品，而不是一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用炫酷的普列克斯玻璃标牌装饰其展位，其中就包括了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的优雅标识，其标识是专门委托一家市场营销机构设计的。苹果公司在通向活动大厅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展位，用投影仪将苹果I的彩色图形投到巨型银幕上，以保证每个走进大厅的人都能马上看到苹果公司的标识、标语和新型计算机。“苹果的这帮假货可是吸引力不少关注。”保罗对我说。
Pertec 对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并购于5月底最终完成，爱德华从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他还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在Perteo 主持一间负责研发下一个技术热点的实验室。但从一开始，埃迪．柯里和我们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其他朋友就表示，他们与 Pertec 不太合拍。微理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管理相对松散，有其独特的创新性。Pertec则刻板守旧，对公司在个人计算机这个快速变化的领域内乘风破浪的能力过于自信。Pertec 很快便扼杀了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活力，牛郎星计算机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爱德华提出了一项销售便携式计算机的计划，但Pertec 不相信这种东西会有市场，否决了它。
从小在佛罗里达州长大的爱德华一直想要成为外科医生，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覆膜的人体解剖学卡片，他甚至在某家医院干过手术技术员的工作。在 Pertec 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爱德华便辞职，全家搬到了佐治亚州的小镇科克伦。经营一家农场几年后，爱德华决定追寻自己儿时的梦想。44岁时，他从默瑟大学毕业，拿到了医学学位。在他的余生中，爱德华经营着一家专为佐治亚州边远地区居民服务的小诊所.
我在30岁出头那会儿曾经难得地度过一次假，其间看了几部理查德·费曼向大学生讲授物理学的影片。费曼对自己讨论的问题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而在讲解时又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我立时就被迷住了。我很快便读完了我能找到的费曼的所有著作，我辨识出了那种源于发现新知、探索世上谜题的喜悦，即费曼所说的“发现的乐趣”。“这是黄金，是令人振奋的宝藏，是你训练有素的思考和辛勤工作所获得的回报。”他在《费曼讲演录：一个平民科学家的思想》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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