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丁瑜

它把女性压迫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工资制度压迫和阶级剥削,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会带来任何形式的奴役与压迫的工作形式,而娼妓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属于工资制度的范畴,是一种与腐败的工资制度下的劳动相同的充满阶级差别的劳动形式。马克思认为卖淫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男人、女人都有可能卖淫,出卖的不只是性服务,为了财产出卖的种种服务其实都是卖淫,比如只要是因阶级不同而涉及财产的婚姻都是一种卖淫的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的婚姻就是一种卖淫,所有的工资劳动都是一种形式的卖淫,因此他认为“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

潘绥铭运用的是“性工作”的分析框架,他把娼妓视作一种工作,做小姐也是一种权利(潘绥铭等,2005c)。之前的学者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来批判娼妓,说它是一种男权压迫,而潘绥铭却用马克思关于婚姻、性、劳动和家庭的观点支持娼妓,恩格斯早就指出,通奸和卖淫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补充,它们满足了未婚男性或婚内无法得到性满足的男性的性需求。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男权社会中实质上就是一种合法化了的卖淫行为。在婚姻家庭领域,女性对丈夫的性要求要无条件且无偿地满足,这就相当于丈夫一次性买断妻子的性“服务”。如果我们要批判娼妓制度,指责其是对女性的剥削,那么我们不如把矛头转向婚姻制度。小姐尚有与客人讨价还价的机会与可能性,很多妻子却只能无条件满足丈夫的性要求。小姐尚可与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而妻子一旦结婚,她若“出轨”,丈夫却往往无法原谅。相反,男人在自己出轨后却往往希望得到原谅,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自己应当得到妻子的谅解。在很多情况下,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尤其是性剥削与性压迫并非发生在人人唾之的卖淫制度中,而是人们最习以为常和不愿相信的婚姻家庭领域(同上:244)。这一点与李银河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家务活的商业化,如买菜、做饭、洗衣服、养孩子等,是性劳动商业化的良好基础。既然在婚姻中那些家务劳动都可以花钱请人去做,为什么性同样作为一种劳动,就不能如此呢?前提是我们应当承认性也是一种劳动,因而去尊重付出劳动的人,就像我们必须尊重所有其他的劳动者一样。

讲来讲去,关键不在于性,而在于权力。与娼妓有关的各种关系与现象都关乎权力。比如,在男权当道的现在,性道德的标杆使小姐无法承认她们在性交易中也可能有快感的事实,同时放大了男性在性交易中的统治欲(王洁,2005,载于潘绥铭等,2005a:266-267)。他们宁愿认为小姐都是被迫的,她们没有主动权,自己花钱是接受服务的,是来获取快感的,小姐们是服务的提供者,如果她们从中得到了性快感,这对于男人来说相当于一种“损失”。这种性道德对性别的固化作用使女性进一步跌入被动和被支配的牢笼。再比如,中国始终无法彻底废娼,就是由于当权者和平民百姓有着双重的“道德”标准(潘绥铭等,2005b)。

研究“小姐”是一个令人既好奇兴奋又深感不安的过程。两种情感的产生究其原因皆与这个人群的“特殊性”有关,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方式与轨迹似乎与我的很不相同。很多人都对我的研究经验感到好奇,他们常提出各种问题,比如,你是怎么认识她们的?她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研究怎么做呢,是不是要经常泡夜店,去酒吧?夜总会里面是不是很复杂?你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情况吗?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你怕不怕?这是大家的好奇,也是当初我的激动、惧怕、担忧、不安等一切情绪的来源。而当我进入田野,又面临着另外的一堆问题,比如,在不同的场合里应该做什么?当她们对我有一些要求的时候该怎么办?如何面对道德两难境地?我该相信她们说的话吗?我的身份会不会对她们的叙述有影响,又有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换个人做研究,或是有机会重做一次,会发生怎样的情况?结论还会是相同的吗?

与小姐的聊天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的话题,比如毒瘾、希望与绝望、恋爱的两难境地、过去的经历、未来的梦、朋辈影响等。其中恋爱与婚姻、亲密关系似乎总是成为谈论的重点,无论我有没有问起,她们都会很自然地谈到自己的男朋友、老公、和客人间的关系等,有时候这甚至占了聊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些话题开启了新的谈话方向和研究关注点,关于她们生活的话题就一点点地丰满起来。我意识到婚姻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变量,于是将其纳入研究内容中,尽量找到一些已婚的小姐,希望探讨婚姻经历对她们之后的经验和想法产生的影响。

我问她她的老公是否知道她在广东做什么,她说: 一般的湖南人的老公都知道,他都不骂不说。因为他自己没有本事,他怎么管得了那么多,家里又穷,只要有钱拿回去就可以。我们家里那些老公,在家里啊,一般湖南人就是,你寄钱回去,他在家里打麻将、打牌,还跟一些女人啊,风流啊!上一次我回去交6000块给他,今天交的,明天就……今天交的还高兴,明天搞菜给你吃,还不是鸡肉,也不是牛肉,他搞那个辣椒汤给你吃,我说真的好笑哦,交6000块给你还搞辣椒汤吃! 而男人们在家似乎只是等女人们把钱送回来: 一般的男人比在广东的女人还好过日子一点。他在家里,坐在家里就看看电视打打牌,有时候有一点点田就去种种田,他以为广东就是坐在那里就有钱捡,其实很辛苦赚回来的,一回到家里好像你欠他的一样。我今年也回去两次啦,没有说我一点功劳、一点苦劳,没有说两个小孩要读书,也长大了,房子又建得那么漂亮,又对老人家那么好,一点好话都不说。家里的人就要钱,就喜欢钱,钱钱钱……一不讲人情,二不讲感情,三不讲你有一点苦劳,就要钱。 她觉得这些年来她对丈夫付出的爱远比从他那里得到的多得多。

学者们同时也看到了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局面:很多人到城市之后婚姻择偶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而对于未来是否仍打算留在城市也比较迷茫,存在不确定因素。而已迁移出去的女性很不愿意嫁回农村,即便在城市里要面对诸多困难和逆境,她们也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了

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对家宁的感情和老公的不一样,又因为怕被发现而觉得有一种“偷情的快感”。 我老公对我很好,我觉得心里挺暖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喜欢我什么,但他给了我安全感。家宁是另外一种感觉,很新鲜,反正不一样。我其实也知道自己不对的,但好像没办法。实话告诉你,有时候我觉得有选择挺好的,你可以对着两个不同的人,不会那么闷,老公不在的时候家宁陪我,那就整天都有人陪。而且要面对两个人也会占用我的时间的,我就觉得整天都有很多事做,哈哈,我就喜欢这样。

我的受访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做小姐比一般女人更可以看清楚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更好的男人,不失为一种筛选机制,小红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有时候糊涂一点好,看得太清楚了不是件好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经历了小姐这一段,再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正常男人的话,就会挑来挑去都觉得不满意。她认为两夫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要“难得糊涂”。对于男人出去“混”这样的事情,她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觉得这个年代男的出去找女的就像“在外面吃一餐饭那么简单”,他大部分时候都是“玩玩而已,不会很专心的”,在不影响婚姻的情况下就不要太在意,“结了婚的、没结婚的都不要把自己老公看得那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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