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技术官僚，看得出伯南克非常讨厌政治
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罗斯福总统在改革过程中还设立了一个新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监督美联储买入和卖出政府债券。这是美联储确定短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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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持续了几个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文书工作，记录了我住过哪里、和谁交往过、在哪里工作过、到哪里旅行过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个人财务管理情况。白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两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知道我是否曾经阴谋颠覆美国政府。难道有人回答过“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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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美联储理事和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即兴发表看法的。但1994年，为了回应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斯的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对外发布完整的会议记录。自那之后，大部分与会者都开始读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了。这虽然有利于提升会议的透明度，但不利于改善讨论的质量和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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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02年面临着一种棘手情形：当经济体内的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业）存在过热情形，而其他行业则普遍低迷，那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货币政策不可能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资产类别，而不顾其他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利益。我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股市繁荣。当时，美联储系统的实际领导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拒绝通过提高利率打压股市，理由是高利率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股市。他打了个比方：因为股市过热而提高利率就相当于因为一个孩子犯错而教训所有孩子。斯特朗于1928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放弃了他那种放任自流的方法，提高了利率。这一决定的最终结果并不仅仅是1929年的股市崩盘（美联储的确成功地让市场冷静了下来，却引发了悲剧），而且过紧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大萧条。
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美）本·伯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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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在回应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一旦利率降到了零，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失去选择空间。我当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现在，我们已经在传统的政策道路上走到了尽头，是时候将我的想法付诸实践了。 我们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最重要的一个，显然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就是收购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通常将这个工具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但金融界却坚持将这种工具称作“量化宽松”。[1]美联储在2008年12月收购两房债券和在2009年1月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我们开始动用这一工具。
《60分钟》这个节目向美国广大听众传递了美联储的声音，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自从加入美联储以来，我一直强烈呼吁提高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我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公众可以理解美联储的思维，那么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更加显著，而且美联储及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还有助于我们更多地赢得公众信任。在讨论是否要接受《60分钟》的采访邀请时，负责媒体事务的美联储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写道：“美联储给公众营造的斯芬克斯般的神秘形象已经不起作用了。公众和媒体应该有机会去了解美联储这个机构本身，了解美联储的决策者和政策选择过程。我们就接受采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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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开始。2009年，我还到大学里接受学生的提问，撰写专栏文章解释美联储的行动，并参加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主持的新闻访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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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打算收购6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就是希望在众多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增加这种资产的市场需求，提高其市场价格，降低其收益率，从而降低申请抵押贷款的个人必须支付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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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流动性 降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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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打算收购6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就是希望在众多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增加这种资产的市场需求，提高其市场价格，降低其收益率，从而降低申请抵押贷款的个人必须支付的利率。2008年11月底，金融市场开始“向前看”之后，抵押贷款利率就开始下降了。当时，我们刚刚宣布要大规模收购证券的计划，但还没有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相似地，当我们收购长期国库券（比如10年期的国库券）的时候，就会推高这些国库券的价格，从而降低其收益率。虽然私营部门投资者在融资时支付的利率不可能像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库券时支付的利率那么低（毕竟美国财政部被誉为“最安全的借款人”），但国库券收益率一旦降低，则会影响到其他证券的长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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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算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美国国际集团的稳定，通过多种渠道，累计提供了规模高达1 800多亿美元的救助。这早就令美国公众极为不满了，但现在10%这个数字更进一步地刺激到了美国公众的神经。3月15日（周日），多份报纸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高官所说的话，指出美国国际集团将向其金融产品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高管和雇员支付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和津贴，而正是这个臭名昭著的金融产品部门导致美国国际集团走到了破产边缘。美国国际集团拿着政府救命钱去发奖金的消息一曝出来，立即点燃了社会各界的怒火。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建议，美国国际集团的雇员们应该效仿“日本的例子”，先道歉，然后辞职或自杀。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保罗·霍兹说：“我认为，AIG代表着傲慢（arrogance）、无能（incompetence）和贪婪（greed）。”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呼吁绞死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两个人，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当时，似乎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该集团多次收到死亡威胁，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加强其金融产品部门在康涅狄格州的办公室以及高管住所的安保工作。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法案，规定只要一个公司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接受的救助规模超过了50亿美元，其发放的奖金和津贴就要被课以90%的惩罚性税率，但这一法案似乎违犯了美国宪法，最后被参议院毙掉了。 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丑闻又给我们的政治声望泼了一桶脏水。事实上，我们开始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之后的6个月内，巴尼·弗兰克领导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没有针对救助方案举行过一场听证会，但这次奖金丑闻却促使他迅速地行动了起来，在3月24日就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并要求我、盖特纳和比尔·达德利出席。在听证会现场，“粉色代码”（Code Pink）组织的一些成员就坐在我们身后（“粉色代码”最初是美国女性为了抗议伊拉克战争而组建的一个团体）。听证会那天，她们穿着粉红色的衬衣和夹克。当电视台的摄像头转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抗议者们迅速举起了事先准备好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工作在哪里”和“救救我”。弗兰克拿起木槌敲了敲桌子，宣布听证会开始，并指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公开的听证会，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不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谁知过了一会儿，当盖特纳宣读声明时，弗兰克不得不打断盖特纳，警告坐在我们后面的抗议者说：“坐在后面的那些人，能不能表现得成熟点，不要再举牌子捣乱了？” 正如我在听证会上解释的那样，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3月10日跟我讲了美国国际集团打算发奖金之后，我才算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情况。当时，我立即就感觉到，美国国际集团这次又给我们惹来了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大麻烦。我曾经试图阻止过他们，但美联储的律师们对我说这些奖金都是美国国际集团之前签署的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具有合法性，不能被随意剥夺。我们的律师还劝我不要通过诉讼手段去阻止他们发奖金，因为根据康涅狄格州的法律，美国国际集团最后可能不得不支付惩罚性的赔偿，而我们已经为其投入了那么多救助，恐怕到最后会殃及纳税人的钱。 在金融危机期间，很多现象背后都有一些隐情，但最初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美国国际集团这次发放奖金也是如此。其实，早在接受救助之前，美国国际集团就向一些关键的雇员承诺了发放奖金的事情，这些雇员中的大多数人都与饱受争议的金融产品部门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很多人都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对妥善解决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的复杂局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有利于保护我们投入到美国国际集团的纳税人的钱。当然，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些丢掉工作的工人和房子面临查封的业主感到无比震怒。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一个公司，而现在这个公司却要拿着政府的救命钱去给自己的雇员发奖金，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公众怒气冲天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从这件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我们需要更大的法律权力，包括直接废除固有合同的权力。 最后，有些人自愿性地退掉了部分或全部奖金，财政部指派了律师肯·范伯格去监督那些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救助资金的企业，防止滥发福利的情况再次上演。最后，公众的愤怒消退了，但这起丑闻以及其他类似的争议事件对美联储造成的政治创伤却一直持续了下去。2009年7月，一份盖洛普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30%的受访公众认为美联储的工作做得不错或做得非常好。在被列入民调范围的9个联邦机构中，美联储的排名倒数第一，甚至还不如支持率只有40%的美国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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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右派人士，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观点”，什么是“真相”了。他们将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和两房，却几乎完全忽视了私营部门那些显著缺陷，也没有看到国会自身的失职问题。他们单纯地认为我们的救助就是把纳税人的钱分发给被救助者，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何其沉重的打击。有时候，明明不存在通胀问题，他们却坚持认为存在。有时候，我们的官方数据不符合他们做出的预测，他们就搬出了阴谋论，说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些货币和财政政策明明能够支撑就业率的提升，他们却偏偏否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联邦政府把资金投向他们自己的选区。有些货币制度明明已经声名狼藉，不足为信，他们却还要大力鼓吹，比如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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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8日，经过一些政府人士积极帮我游说之后，参议院以70∶3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连任。虽然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美联储主席任命历史上差距最小的，之前历届美联储主席得到的投票结果中，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的差距更大（比如，2010年格林斯潘以89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批第四次连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公众对于经济和金融形势不满，国会肯定要对此有所反应。 那次投票结束之后，几位参议员给我打来的电话令我感到比较困惑。他们说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相信我干得不错，但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投反对票。他们似乎认为，出于政治原因去违心地投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中一个电话令我感到格外惊讶，一位参议员表达了他对我的信心，并就投反对票一事向我表示道歉，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投反对票，他坦率地回答说：“嗯，有时你不得不给大猩猩扔过去几块红肉，安抚它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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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什那个委员会较为鲜明地提出了“宏观审慎”或者说“系统性”的金融监管原则。回顾过去，不难发现金融监管几乎完全陷入了“微观审慎”的误区，即过于关注个别主要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这一做法背后的理论就是，如果照看好了个别大树，那么整个森林就会安然无恙。相反，“宏观审慎”原则既照看个别大树，又着眼于整个森林；既注重个别机构的健康，又看到足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因素，包括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可能同时影响多个机构和市场的风险因素。比如，如果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在次贷业务上承受的风险过大，不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则不必过于紧张，但如果次贷风险同时影响很多家金融机构，那就很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必须迅速采取应对举措。“宏观审慎”原则的目标就是及时发现和消除涉及面广，但在个别机构表现不明显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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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巴马政府这份改革方案不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且没有提出对大型金融机构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我是持有赞同态度的。我觉得这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能够幸免于难了。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金融市场上的规模效应蕴含的经济好处。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具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市场参与者会普遍认为政府会保护这些大公司免于崩溃，使得大公司处于一种小公司不具备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大之后，也会加剧它给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 然而，规模的积极意义和经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如果一个金融公司规模足够大，就能提供范围更大的服务，就能高效地服务于全球的非金融类企业。如果武断地限制金融公司的规模，则有可能破坏经济价值，以至于将就业机会和利润拱手送给外国竞争者。此外，金融公司的大小远远不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决定性因素。比如，贝尔斯登的规模只有其收购者——摩根大通的四分之一，还算不上“大到不能倒”，但其业务的牵涉面非常广，在金融体系内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以至于到了不能任由其破产倒闭的地步。退一步讲，即便在一个金融体系内，大多数金融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依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时期即为明证。当时，美国拥有数以千计的小银行，大银行寥寥无几，加拿大却拥有10家大银行以及一些小银行，但美国的金融危机却比加拿大的金融危机严重得多。（从规模来看，加拿大今天的银行体系依然是由大公司主导的，但它也基本上安然无恙地挺过了最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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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及其在政府部门的同僚之所以要将贝尔的建议纳入提交给国会的方案之中，是屈服于现实中的政治压力。克里斯·多德以及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理查德·谢尔比非但不会扩大美联储的权力，反而一心想着剥夺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权力，仅仅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事务。多德想把所有的银行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超级监管机构。虽然盖特纳已经接受了另行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的提议，但多德还是回应说：“赋予美联储更多职权……就像你儿子把旅行车撞坏之后，你还要给他一辆更大、更快的汽车。”我觉得多德这些观点与其笃定的监管原则关系不大，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猛烈抨击美联储是一种政治上受欢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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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出炉的过程中，各方进行了很多妥协。9月份，弗兰克的委员会还没有开始考虑启动立法程序之际，弗兰克就同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会长卡姆登·法恩达成了一个协议。法恩这个协会代表了5 000多个社区银行的利益。这些银行家们对于设立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感到十分忧虑。他们不想再跟新的官僚机构打交道。但法恩跟弗兰克都做出了一个妥协，私下达成了如下协议：只要弗兰克确保资产不足100亿美元的银行（几乎覆盖了法恩这个协会的所有会员）免于接受新的监管机构定期核查，那么法恩就保证不会发起反对新法案的游说活动。他们的协议还规定，这个新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制定的监管规则虽然名义上适用于所有或大或小的放贷机构，但在实际执行中，监管规模较小的银行是否遵守这些规则的职责，要留给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弗兰克之所以答应法恩的要求，是因为他想分化银行业对于新设监管机构的观点。如果整个银行业联合起来反对，那么这股政治力量足以颠覆新设监管机构的想法。一旦让银行业内部走向分化，规模较小的银行就不会抵制这个新机构，虽然大银行仍然反对，但肯定不会有多少政客愿意为它们站台，至少不愿意公开为其站台。此外，每一位国会议员的选区里面至少都有一家社区银行。这个方下巴的法恩曾经也是密苏里州小镇的银行家，还曾担任密苏里州税务部门负责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精力非常旺盛的人。他一直积极维护社区银行的利益。他认为规模普遍很小的社区银行在这场危机中没有责任，而此刻却因大银行犯错而承担一并受罚的风险。他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几乎每年都会定期见见他，并到他那个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2009年秋季，支持美联储的外部团体可以说少之又少，而这个协会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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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曾说，在他那个年代里，银行唯一有价值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他认为，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自营交易只会让它们疏忽发放贷款的业务，而且这也会让银行承担太多风险，造成亏损之后又让纳税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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