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民族志，美国社会学家Ezra Feivel Vogel （傅高义）写于上世纪5、6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30年。
一九八七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广东为他们自己请来的客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为了傅高义能够进行自由而有效的调查，主人给了他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待遇（主任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在傅高义最初赴日时，因为受业于克拉克洪、施皮格尔和考迪尔的缘故，他的兴趣更多地偏向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人类学，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人种学背景下关注童年早期的经验对人们精神世界建构的影响。
非常有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傅高义夫妇一直保持着与这一社区和其中那些家庭的联系，持续着他们最初的田野研究，追踪和分析这些家庭、邻里以及工薪族本身的生活模式。这也是卓越无比的一点。民族志者常常推崇随访研究的价值，却极少付诸实践。
厨房是老式过时的，一部分人现在能够买得起美式的机械化厨房，或至少有个冰箱，但M町的大部分家庭仍然只有一两个煤气炉以及一个小的木质冰盒，每几天装满一次冰块。厨房多数较为简陋，人们也不会邀请客人们进去。一个小房间里放置了日式木质浴桶，小而高，全家人晚上花很长时间轮流泡在非常烫的热水里享受闲暇时光。冷的自来水很卫生，可以饮用，一些家庭在上面装了小的热水器，水从龙头里出来的时候，可以加热成为热水。
妻子儿女几乎完全依赖丈夫收入的现象，还进一步体现在婚龄越来越晚（一九五五年，在城市中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龄段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男性及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女性仍然单身）
丈夫的死亡毫无疑问是对家庭生活最沉重的打击，但失去工作也差不多同样严重。这不只是因为理想工作很难找到，而且因为日本的公司政策，一个失去工作的男性可能得从底层重新开始，工资很低，几乎没什么迅速升职的希望。因此，许多人认为，工作稳定的重要性胜过收入多少。
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在某些极端的个案中，孩子吃饭由妈妈用托盘送进房间，连削铅笔这样的简单小事也由妈妈来完成。她得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如果没有补习教师，父亲会早点儿下班，辅导孩子的功课。家里人全都蹑手蹑脚，以免打扰这个年轻的学者。为这个考试他们几近抑郁——即使是得了个很轻微的感冒也被看成是大事，因为它对考试取得良好成绩是个潜在的威胁。社区活动和社交性的见面一律暂停，全家人都倾尽全力准备孩子的考试。在街角，在社区的小商店里，在办公室，在餐桌上，所有的谈话都围绕考试这一当下所有人最关心的议题进行。
如果孩子成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他和父母都会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好消息，尽管会尽可能表现得矜持一些，如悄悄地叮嘱“请勿外传”之类，但脸上的笑容却透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态。如果做妈妈的神色懊丧，那么朋友们就会回避询问考试结果。事实上，失利考生的妈妈可能会在家哭哭啼啼卧床好几天，才能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朋友。尽管就我所知，在M町近几年尚无因考试失败而自杀的案例，但青少年因为名落孙山而自杀的故事已经在大众媒介上广泛传播，考生和家长对此类事件都耳熟能详。
这些家庭很少严格地评估他们购买的新产品。举例来说，第一次买冰箱的家庭可能想不到考究冰箱的容量、冷冻室的尺寸或是门把手的位置，只要它来自大的厂商就行了。日本的广告几乎没有细节，这反映出，公众缺乏严格评估的意识。许多日本人认为，向销售员咨询细节问题却不购买是不礼貌的。
洗澡水烧热以后，同一缸水要供全家使用（有时甚至还包括住在附近的亲戚），在进浴缸之前，每一个人都用一小桶水清洁好自己的身体。他们很少油漆木屋的外墙，一些厨房还保留着泥土地面，也没有地下室，所有的房子都用很简单的方式打地基。在更加现代一些的住所里，一个有现代电器的厨房可能成为向客人炫耀的场所，但绝大部分的住所里，厨房设备仍然是羞于示人的简陋所在。
米饭是主菜——不过按西方标准根本就不能看成是主菜。稍微夸大一点儿说，人们主要吃米饭，其他食物都是用来当点缀的。鱼类的数量和品种都比较充足，用于佐餐，为了补钙，一些小的鱼骨也会吃掉。由于几乎不使用香料，每餐都要上酱油和各种不同的小菜给米饭调味。蔬菜和肉类伴着米饭一起吃，数量比之西方少之又少。日本的肉片切得很薄，他们用“烤肉”来代表高质量的纯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做大块的肉。他们经常吃各类便宜的海藻，用豆酱和豆腐配上其他便宜的东西做汤。尽管每天吃水果，但这还是被看成是一件奢侈的事。虽然已经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奶制品，但牛奶还是优先供应给儿童和病人。进口的饮品，如咖啡等，按照日本人的标准还是很昂贵的，绝大多数工薪族只是在特殊场合喝一点儿。人们要每天去购买新鲜的鱼蔬。绝大部分家庭有一个很小的木质冰盒，可以用于短期食物储存，但人们还不大习惯一周买一次菜存在冰箱里的生活方式。
尽管在安保条约的问题上存在情感偏向，但基于驻日美军的传闻、看到的美国电影以及二手新闻报道，人们认为美国人虽然难免有些傲慢，但总体而言是慷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绝大部分人几乎不了解苏联，少数源自被苏联遣返侨民的传闻，或因苏联限制日本渔民捕鱼所造成的争议，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苏联人非常可怕，缺乏人道主义观念。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
人们把与官员打交道视为一种憋屈的经历。在他们看来，政府机构的运作部分取决于官员们即刻的心情和想法，申请者的策略是投其所好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即使心里觉得憋屈，申请者也会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回应官员们的粗鲁言辞。M町的人觉得，除非有大人物居间搭桥，否则，为了让官员能够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办理事务，低声下气地恳求在所难免。他们很熟悉官僚机构的拖拉技巧，含混的回答，以及“相互推诿”的潜规则。他们觉得，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恼怒信号也意味着更长的等待以及更差的服务。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公民在面对政府时拥有怎样的权利，觉得即使是按照规定办事，惹恼了官员也是粗鲁和愚蠢的表现。他们认为，不是权力和法律，而是地位赋予了人权利。
到达M町之后不久，我们邀请了六个家庭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参加野外午餐。这个邀请一提出，妻子们就聚到一起，并表态说她们的丈夫不应该参加这个聚会，实际上，丈夫们也确实没来。尽管这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但也清晰地反映出，他们很难接受夫妻共享社会生活的模式。女性和男性一样不愿意推动变革。男性将其社会生活的重心集中在工作场所，妻子则聚焦于她目前的邻里和亲戚。即使丈夫偶尔把自己的客人带回家里，行为得体的妻子也只限于招待客人，保持令人愉悦的微笑，而不会插入相互间的谈话。除非需要款待宾客，妻子一般会待在另一个房间。和朋友在一起，丈夫经常会觉得，妻子在场让他紧张，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妻子身上，甚至更甚。绝大部分妻子宁可待在家里——这样她们会觉得更自在，而不是面对正式场合，听那些拘谨的谈话，担心自己行为失当。即使是那些告诉我们很乐意一起出门的夫妻，也出于种种原因，从未一起外出过。
日本公司有严格规定，禁止女性与丈夫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要求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立刻辞职。这种要求加强了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区隔，说明公司认识到了类似情况对于工作群体的团结有着多么大的威胁。
如果一位男性与办公室女职员有婚外情，倒也无需惊扰他的妻子。长期的婚外情往往花费巨大，最后导致离婚，但只要丈夫履行了对家庭经济的义务，并表现出很在意妻儿的样子，那些知道或怀疑丈夫有问题的妻子也就索性听之任之。有些妻子甚至说，丈夫在有了婚外情之后反而更温和，更容易相处了。还有些妻子会嫉妒丈夫与办公室女职员或酒吧女郎的婚外关系。妻子们知道私情的存在，但由于被排除在工作生活之外，又很难确认属实与否。无视它只会助长怀疑，而无法使她觉得幸福，但由于妻子们没有机会见到其他雇员及其家属，无法得到确切信息，通常而言，她处理此事的方法是否定自己的怀疑。或者，即使知道婚外情确实存在，也干脆告诉自己，这其实无关紧要。
当人们对彼此相对地位的高低不够了解时，这种礼数讲究可以导致非常复杂的局面。举个例子来说，当大家在客厅里就座时，最尊贵的人被安置在壁龛，即房内的一面墙上设有特别装饰过的凹龛附近。如果进来的一群人地位相同，每个人都会再三礼让，等到最终排定座次，一一坐下来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如果每个人都婉言谢绝就座在这个尊贵的上位，最后它就空在那里。参与者关于礼数的这场争执，与其说是有趣，毋宁说是耗神费力，但不管怎样他们总会担心，自己如果坐到那个位置上会显得不够谦逊——但这个问题在某个明显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场的时候从来不会发生：身份尊崇者会亲切而略显谦逊地接受这份荣誉。
身处一群陌生人中，很难确切地了解某人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处于何种地位，因此，聪明的办法是避免在言行中对他人有任何冒犯，同时还要避免自己与他人观点不一，因为那会显得粗鲁无礼。如果被直接问到有何种看法，更稳妥的方法是给出一个礼貌但却含混的答案。不熟悉的长辈问话时，孩子们可能会尽可能以笑容来取悦他们，但如果不是很确定答案，他们就不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不确定自己的志向能否实现时，假如被问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孩子们会简单地说，他们不知道或者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即使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父母或是亲近的朋友讨论过。外国人到日本往往会为日本人民的亲切好客所吸引，但却经常发现很难让认识的人表达出真正的感受。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主人才可能透露出一点想法。
对M町的居民而言，同意客人的观点，把自己的不同看法咽回肚子里，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对对方的殷勤和体贴。他们会找出对方观点的合理部分，而后单单只强调这一面，而不是给出相反的证据。这样，既做到了诚实，同时又举止得体和尊重对方
美国人可能认为，送礼然后期望在以后获得帮助属于贿赂行为，而M町的居民则认为如果不这么做的人难免显得傲慢和失当。但是，M町的居民也同样会对接受主动送上门——接受就意味着以后必然要帮忙办事、偿还人情——的礼物感到不自在，他们的不适感取决于送礼者的态度。比如，送礼者特别主动、执拗或者在提出过分要求时十分直白，那就更为让人苦恼。
即使请托者的事情不大，许多人对于答应请托也非常小心，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担上很大的责任。举例来说，一位女性被要求为朋友的女儿介绍一位合适的男孩相亲，这虽非难事，但她还是婉拒了这个要求。之后，她对我的妻子解释说，她不会这么轻易地介绍人们相识。例如，如果之后那个男孩拒绝了女孩，不但女孩和中间人都会很尴尬，而且也会伤害女孩未来在相亲时的自信心。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要求，却会造成一系列后续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说，他们很少回乡下，但应该多回去看看。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至少一年回去一次，参加祭祖典礼，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数年没有回到故乡了。不回去，他们就可以避免送礼和欠下人情，而后者则是以希望他们帮助孩子在东京安家为代价的。如果确实回去了，他们会尽可能只待几天，仅看看最亲近的朋友。但是，村子很小，消息会不胫而走，总有那么一些希望去东京的人会带着礼物过来拜访。乡下的人把一切都拜托给了城市里的施惠者，让他们有一种感觉，即这个人未来的一生都取决于施惠者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因为觉得无法帮助他会有负罪感，M町的居民纠结于被依赖和无能为力两种情绪之间。其结果是，无论自己多想回老家和拜望亲戚，人们都会尽可能避免遭遇这类情形。如果有人写信来请托，他们就避而不答，或者写一封婉拒信，以避免承担责任。
由于缺乏基本准则，对群体的忠诚只能通过信条和个案来传授。概念不是通过统一的信条代代相传的，而是通过描述、故事、民间传说以及谚语来传承的。例如，在四十七个浪人为他们的领主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中，就蕴含着在道德上忠于主人或群体的教化之意。每年一度的男孩节，纪念的是一个名叫弁庆的英雄，一个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主人的武士。类似的民间传说褒扬那些地位尊崇却为集体牺牲自我的人。例如，有个故事讲述说，富裕的领主放弃了他的土地，以使一条河流可以改道而拯救他所在的村庄；又或者，故事讲述一个人在自己山顶的房子上放了把火，吸引海边那些没有注意到威胁生命的巨大海浪正在袭来的人注意，这样就能够给予他们警示。尽管年轻人最终能够从这些缺少明确信条的故事中获知价值观
甚至迄今仍被人们使用的话语都清楚地表明了“女主内”的观点：丈夫将自己的妻子称为“家内”（如字面所示，为家庭内部之意），朋友和熟人用“奥さん”（如字面之意，指待在后面即家里的人）称呼别人的妻子。如同船员下船时船长仍然留在船上一样，其他家庭成员外出期间，妻子负责留守家中。以前，家庭劳动分工明确，丈夫帮做家务被视为离奇甚至不妥的行为。 这种劳动分工的基本模式受到人们甚至都市分支家庭成员的广泛认可。传统上，丈夫不需动用权力维持劳动分工，因为夫妻二人均认为劳动分工正确而自然。这种意识已经高度内化，妻子不在家时，许多丈夫连给自己泡杯茶都不会，如果丈夫泡了杯茶，听闻此事的女人便会纷纷同情这位身处窘境的可怜男人。
一些“现代”的M町丈夫偶尔照料一下孩子或者收拾自己的被褥，少数丈夫会清扫院子、使用吸尘器或者跑跑腿，但极少有丈夫帮助妻子打扫家里、洗濯衣服、买菜做饭、摆设、清理餐桌并刷锅洗碗，丈夫帮助妻子招待客人更是不可想象。妻子不在家时，许多丈夫依旧不会做饭给自己吃，少数丈夫连茶都不喝。 妻子甚至要修缮房屋。必要时她得照看煤炭或木炭，还得干院子里的活。通常由妻子给丈夫购买和打理衣服，妻子要是没有为丈夫把衣服拿出来摆好，一些丈夫就找不到自己要穿的衣服。
M町的大多家庭并非婆媳同住，但婆媳若同住，则定然终日争吵。在私人会谈和报纸专栏里，婆媳关系通常被视为现代家庭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2一些姑娘应允婚事的条件是男方肯让母亲另居他所。一些妻子恳求丈夫不要让婆婆搬来同住。一些妻子与婆婆试图相互适应，但婆媳之间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至她们不得不分开居住。一些生活不幸的妻子以“至少不与婆婆同住”自我安慰。尽管婆媳双方都尽量避免同住，但分户别居需要成本而家庭财力有限，子女想对父母尽孝又找不到其他方式妥善安置老人，凡此种种令婆媳唯有同住，别无他选，年轻夫妇开始生活之初或婆婆守寡以后尤为如此
由于婆媳通常都不太关心家庭外部的事，所以婆婆难免要去教导媳妇。为了免受婆婆责备，媳妇对外出、为家里购置物品、做饭和打扫房屋都很谨慎。哪怕婆婆的小小问询有时也会让妻子陷入焦虑。其原因不仅在于婆婆对媳妇的实际指示会带来难题，而且在于媳妇感到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操持家务。正如一些妻子所说，她们似有被迫与敌人同住之感。
婆媳间的争斗时常围绕孩子展开。祖母设法将自己的意愿灌输给孙儿，教唆他们反对母亲。母亲则尽力争取子女，暗自鼓动他们违抗祖母。
母子联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它极大限度地弥合了代际差异。在迅疾变迁的社会里，代际差异是如此显著以致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明显代沟。然而，父亲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常见的分裂对代际断裂起到黏合作用，其原因是它使孩子与属于亲代的母亲紧密联结、更乐意接受母亲的教诲。M町的年轻人即使对上一代人有所抱怨，对母亲却几乎总是抱以同情。这种子代与母亲的紧密联结，对于可能进一步加深的代际断裂，例如美国城市众多移民群体中的亲代与子代的分裂，是一种有效的缓冲。
最能反映小孩子干扰父母私密生活的，也许就是睡铺的安排及其给夫妻性生活带来的困扰。小婴儿一般睡在父母中间，与母亲同一睡铺，父亲在相邻的睡铺。过不了两三年如果又有其他孩儿陆续降生，那么自老大出生至老幺长至可以单独睡觉，很可能至少会有一个小孩子睡在父母身边。M町夫妻的性生活较之美国夫妻频次低，前戏和后戏也少。性生活在M町居民的婚姻生活中作用有限，事实上许多夫妻小睡以后才会过短暂的性生活，这与夫妻缺乏私密和亲密有关。13 婚前深度的性压抑使大多年轻妻子婚后很难在短时间内享受性生活。14许多中年妇女坦陈，婚前她们对性一无所知，直至出嫁当日母亲或媒人才向她们简要解释，可能还给她们看一两张描绘性行为的图片。许多人清晰记得初次性经历时感到的粗鲁冲击，把性生活当作一种满足丈夫却让自己不快的责任。一九五八年日本禁止卖淫以前，相当多的妻子支持卖淫合法存续，理由是她们的丈夫需要排解，在外如果能够有所满足，回家就会少些索求。现在，一些在早期婚姻生活中惧怕性关系的中年妇女已经承认乐享其中了。年轻的妻子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受益于此，无论婚前还是婚后不久，她们都有更多可能深深爱上丈夫，在婚姻生活初期即开始享受性生活。然而，新婚的女性依旧难以摆脱性压抑，而且，年轻妻子对于向朋友承认自己享受性生活仍有些尴尬。
假定孩子生来就想亲近母亲并害怕独处，那么对于这种惧怕，母亲的应对方式不是让孩子相信没什么可怕的，而是陪伴在他身边。其中隐含的态度似乎是：她赞同外面的世界令人恐惧，但只要她在就会保护孩子远离所有外部危险。母亲关于“陌生人前要当心”的观点，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前就已传递给孩子。所有的三岁孩子都知道妖精鬼怪，常常互相扮妖装鬼吓人玩儿。大人有时也会伸出手指玩笑式地吓唬孩子：“妖怪！”如果孩子害怕、哭了起来，大人就会抱着孩子，保证保护他不受妖怪伤害。许多孩子听了厕所蹲位或座位下面的洞里有鬼出没的故事，即使他们的年龄较大、基本的生活足以自理，也会要求母亲陪自己去厕所。
次子、三子迁往城市，可以避免中国等国家的多重继承造成的家财散尽状况，也可规避许多中国家庭经历过的、儿子争抢家产导致的混乱情形。
迁往城市的儿子知道，自己不会继承父母的任何遗产，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暂回乡村家里。因此，搬去城市的年幼的儿子们拼尽全力寻找长期工作。他们甘愿久为学徒，学习受用后半生的技能。这与许多国家的移居者的情况形成对比，其中，迁居他所的儿子希望快速挣到钱然后回归本家。即便他们长留城市，其学习技能的毅力也很少能与日本的年轻城市移民相比。
父亲被公司派往其他城市或国外时，为了让孩子继续学业，家人也许不能随其赴任。M町有些家庭经历过这种家人分离的单身赴任，人们在报纸上都读过相关报道。父亲的缺席加深了母子间的亲密度，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父亲常受排斥，被妻儿待为宾客或者外人。报纸讲述了“惧怕回家”的故事：在妻儿主宰的小公寓里，父亲有不受待见、不得其所之感，故而对回家心存畏惧。M町的母亲担心父子间缺乏交流乃至亲情，往往希望父亲更多参与孩子的成长和培养。
五六十岁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类似压力，该年龄段夫妻的离婚率增速最快。东京家庭法院的心理学家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丈夫退休前后主动提出离婚。她们有孩子的帮助，也可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一九五九年的妻子不同，她们现在可以随意拒绝照顾整日在家的丈夫，她们对丈夫积怨已深，与丈夫无法沟通。对于毕生献身工作、缺乏爱好的许多男性而言，退休已是相当难熬，原本觉得能够照顾其老年生活的妻子又突然离去，不啻为雪上加霜。也许因为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从未充分表达不满，所以丈夫对于突遭妻子遗弃更加难以理解。就连不考虑离婚的M町女性都在抱怨照顾退休丈夫的负担日益沉重。丈夫停止工作在家休息时，妻子的工作量翻倍了。她们不得不减少外出活动，留在家里全天服务。M町有位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就生了病，以死相逼要离开丈夫。这位妻子宣称，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这么长时间地忍受丈夫的幼稚和自我。
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我们很快发现，如果我们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总会以某种方式附和我们。如果我们提问时说“我们的印象是……”，他们的回答通常也会以某种方式支持我们的观察。只有直爽而又熟悉的朋友，才会直接纠正我们的误解。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提问的方式应该给他们留出机会，以便他们以各种方式回答而不至陷入尴尬。但是，我们很快也发现，他们很能因应我们对环境的界定。如果我们的提问方式很僵硬，他们通常也会报以僵硬的回答；但如果我们非常的流畅而轻快，即使过于直白，他们也会同样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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