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模式并不起源于施罗德
与法国相反，德国是一个分散的国家。在德国，其他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来不会因为首都在资源和设施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受到阻碍。这无疑是法德之间最大的结构性差异之一。
与我们现在的认知相反，由于缺乏像18世纪末启蒙运动给法国所带来的一系列革新，那时的德国在很长一段时期自我感觉比法国落后很多。这在德国形成了非常矛盾的心理，对于法国大革命及其迅速且深刻的影响，对于拿破仑·波拿巴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个帝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多次攻陷德国、把德国置于其掌控之下，德国人又羡慕又嫉妒。这种矛盾的心理，我们可以在德国文学巨壁如歌德、海涅的作品中观察到。
法国于1763年丢掉了魁北克和路易斯安娜州的一分部权利，最终于1803年把路易斯安娜州卖给了美国。
美国有16.5%的人口祖籍为德国，超过了祖籍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数量。
导致法德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最大的不同并一直影响至今的历史原因，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对企业的打击。对德国企业来讲，他们并没有与法国类似的发展断层期，行业联盟在德国发展良好。这种连续性的发展使德国至今都保持着良好的、有组织的、行业内部合作的传统，这种合作不只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还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也就是说，现在阻碍法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不健康的国家干预，还包括企业拥有过度自由。这导致企业过分关注个体发展，从而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同一商业活动中，企业间良好的组织决定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也决定了商品价格，并且对某一专业领域的技术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经济学家都在批判行业联盟。控诉他们阻得了创新以及通过限制某些经济活动阻碍竞争。通过对很多经济活动设置门槛，行业联盟打破了公平性，而处于行业联盟内部的企业则从中年取暴利。因此，革命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行业联盟的权力降到最低。1791年3月2日施行的达拉德法律（loi d’Allorde）规定：“从事相同职业的个人以及仍在其行业内工作的企业家不得联盟，也不得担任主席、秘书长、工会会员，不得注册或一起进行商议和决策，不得基于行业其共同利益建立行业内规定及法则。”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直到1884年，这样的禁令才被废除。事实上，对行业联盟的禁止严重限制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合作。因此，从经济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是纯粹且顽固的自由经济倡导者，他们坚决地废除了行业联盟。在这之后，除了在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短暂的执政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法国再也没有重新组织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联盟。
德国企业：由员工代表担任的席位应由员工选出，而且不应包含持有股份的员工。
另外，很多丑闻与银行工业联合的模式相关。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应该是1993年引起金属生产商——德国金属公司（Metallgesellschaft）破产的那一起，当时德意志银行掌握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这件事情表明，股东和债权人两者的结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短视行为，这种模式会使企业对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缺乏警觉。银行家会促使企业一直增加对于他们来讲有利可图的债务，这些债务会一直积累，越积越多，直到企业无力偿还以致破产。
20世纪90年代，德国大型企业和大型商业银行决定和平结束这段联姻。与此同时，政府力量也改变了游戏规则，为这种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98年，一部关于企业内控和透明的法律出台，取消了银行代表股东在企业股东大会的投票权，而这些属于股东的投票权是股东由于信任银行管理自己的股权而委托银行代理的。随后，另一部法律出台，宣布降低银行出让其股份的所得税。德意志银行立即宣布打算减少其所持股份，清理了当时持有的戴姆勒（Daimler）公司12%的股份和安联（Allianz）保险公司4%的股份。
总而言之，银行工业联合的模式在德国经历了彻底的变革。然而，德国并未成为金融市场的天堂。家族资产在德国大型企业中仍扮演十分重要的鱼色。例如，汽车生产巨壁—大众集团依然是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家族的资金占主导；大型传媒集团贝塔斯曼，甚至全球重要的汽车配件生产商之一博世集团，都是由家族基金控制。当然，贷款形式的银行融资相对于金融市场融资还是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企业就可以有效避免恶意并购的发生。随着银行工业化的崩溃，德国企业在融资方面特殊的优越性消失了。因此，20多年来相比欧盟其他国家，德国在企业融资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
这不仅是因为早期过度的通货膨胀使德国人对此产生了创伤性的恐惧，更多原因在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领导人与工会达成一致协议，对通货膨胀实行严格控制以维持国家的成本竞争优势。这种政策在欧洲实行多种货币的时候是可行的，但在欧盟使用单一货币后则成了致命毒药，因为它受到了欧元区的严重威胁。
故事开始于1923年。当时德国经历了一段通货膨胀极高的时期，所有人都还记得历史书中描绘的画面，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德国人即使买一个面包，也要用手推车装钞票。在1919年签署《凡尔赛条约》时，有着复仇念头的法国谈判者不顾当时英国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强烈反对，执意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向德国要求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谈判结果一出，凯恩斯立刻发表题为《和平的经济后果》（Les Consequences economigues de la paix）的文章表示反对。不幸的是，这也成为了后来的预言。在那篇文章中，凯恩斯力图向他的同行解释：“如果我们故意报复德国，使德国贫穷，我敢预言，这样的复仇将会是十分可怕的。”未来无疑证实了凯恩斯当时的预言。
然而，在当时的沉重打击下，德国并没有像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那样立刻垮掉。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的几年内，尽管背负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德国还是成功地维持了经济形势。但是从1922年开始，德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们对德国马克的信心迅速瓦解。
即使德国的女权主义者比法国女权主义者更加激进，但德国社会到现在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女人在家中处于从属地位，而这种情况在法国已经完全不存在。 德国女人三要素：孩子Kinder、厨房Küche、教堂Kirche——3K
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女性在职场上的弱势地位与儿童教育问题息息相关。但是，德国的这个问题相比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因为德国照顾幼儿的基础建设非常薄弱。2009年，德国只有18%的三岁以下的孩子在正式的机构托管（幼儿园、托儿所或者其他类似机构，而且在这些孩子当中有12%在这些托管机构度过的时间每周口只有30小时），在法国有41%的三岁以下的孩子都受到幼儿园等机构的照顾（其中照料时间每周超过30小时的孩子数量达到总数的25%）。超过2/3的德国小孩都是由其父母照看，而法国仅有不到一半的孩子是父母自己照料
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早早把孩子送进集体托管机构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那些有了几个孩子之后还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全职工作的女性，往往被认为是不尽职的妈妈。在德国，人们称之为乌鸦的妈妈，因为乌鸦早早就不管自己的幼崽了。把孩子早早送进幼儿园，只是很多家庭由于缺乏男性在外挣钱养家，女性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无奈之举。人们如果有其他办法，一定会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观念并不局限于保守党派，这也是德国社会的普遍共识。
根据OECD在2009年的统计，在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中，55岁~6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口所占比例为83%，而法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5%。
我们很难比较德法两国的学徒制度，因为学徒这个名词在德法两国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法国学徒往往令人想到在其中自愿任人宰割的年轻人。他们负责打扫卫生、给别人倒咖啡，即使这样的现状正在改变。但是在德国学徒能够真正融入体制，并在职业发展中受到良好的管理和培训。
德国在2004年引入了学徒税，既没有接受足够数量学徒的企业要缴纳一定罚款作为补偿。
2008年德国教育公共开支占国家GDP的4.8%。法国为GDP的6%。
除了1968年5月的环保运动，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撼动了德法两国社会，但对德国社会影响更大的运动之外，还有1980年诞生的生态主义者——绿党——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在1983年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的一部分，进而在1987年成为国家议会的一员。
另一方面，根据秩序自由主义理论，国家的角色在德国已经减少到最低，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也微乎其微。这一点从德国公共开支的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就可以看出来。2012年，德国公共开支水平相比GDP水平比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低3.9%，比法国低11%，比丹麦低13%。英国公共开支相比GDP水平超出德国4.3%。
在发达国家中，德国是公共行业工作人员最少的国家之一。2012年，德国仅7.8%的GDP用于支付公共行业雇员的工资，而欧洲平均为27%，只有捷克、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稍微低一些。
德国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组织性，有效地降低了德国对国家干预的需求，而这在法国是完全无法复制的。同样，德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也降低了地区水平层面再分配的需求，法国呈现出的非常鲜明的地区两极化导致这种再分配必不可少。
第二章 德国统一和统一的代价：梦想与现实
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谈判围然欧元展开。法国同意德国统一，前提条件是德国迅速接受在法国酝酿已久的欧洲货币统一计划。当时法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在世界货币中的重要地位，而德国马克则刚刚开始发展。因此，法国要求欧盟统一货币。法国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可以借助欧洲货币政策重新找回一点权力。而对于科尔以及众多德国领导人来说，接受货币统一不仅是获得法国同意德国统一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更意味着将德国的发展彻底拴在欧洲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法国害怕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会重新唤起德国人寻求特殊的发展道路而对其进行限制的一种手段。至今仍然有不少德国人认为，当时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以德国实现统一作为勒索条件，强迫德国接受实行欧元的提议，偷走了德国马克的价值。
由于德国统一所转嫁到欧盟其他国家身上的代价，这样的成功，使得德国领导人以及公众在欧元危机发生时无法逃避支援欧盟团结的责任。
第三章 施罗德的例子：骗局的解析
对施罗德来说，他主导的活跃的政治生进已经结束了。之后，他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与普京的密切关系，施罗德投身做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并参与了一个穿越波罗的海、绕过波兰、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输气管道项目，该项目引起德国邻居的深深担忧。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统计，2006年德国最富有的10%的人工资是最穷的10%的人的7.1倍，而这样的差距在1997年仅为5.3倍。
第四章 默克尔：德国经济回升的真正原因
在默克尔的领导下，统一后的德国重新找到了其19世纪末的基础，也就是普鲁士新教在德国的势力完全压过奥地利天主教。这可能对很多法国人来说有一点过时了，因为法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除了在文化上继承的宗教思想依然长期影响着法国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宗教曾经是法国和德国分歧最大的论题之一。事实上，德国根本不存在国家和教会分离的事情，国家的税收有一部分拿出来支持教堂和宗教事业，这在公共教育里已经成为一项义务（当然无神论者可以要求选择道德类课程替代这种公共教育）。
德国的统一为前西德的工业产品打开了的全新的销路，同时也为其建立全新的技术工厂提供了土地。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混乱过后，德国还赢得了曾经是前东德“兄弟”的众多中欧以及东欧国家在各种层面上的支持与联合。这些国家代表的不仅是前东德地区的1700万居民，而且是10100万居民。即使他们与德国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但一直到今天德国还是深深影响着这些国家。尤其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深刻印记的波兰，是深受德国传统影响的一个国家。因此，德国的工业在该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就能占据主导地位。接管东德的西德企业利用东德以前在这片地区的关系网络，可以很轻易地发展自己的商务活动。另外，德国工业也充分利用其在中东欧的腹地，通过利用当地低劳动力成本帮助德国企业生产零件、组装产品，这样一来大幅度地降低了德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这些国家也为德国生产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市场，成为德国出口二级产品和设备的目的地之一。
法国工业的一大不足，就是法国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依靠腹地的低成本
德国人将他们现在的成功归功于施罗德21世纪初实行的严格的紧缩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主张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实行类似紧缩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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